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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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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隋入唐,交州名称废止。唐调露元年(679),于今越南河内置安南部护府,史称安南。

  隋唐以来,交州依然是中国佛教与海外佛教交往的要冲。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益州明远,南游诃陵、师子而至印度,即以交趾为附舶的出发点。益州会宁于诃陵将译出之《涅槃经后分》寄往交州,676年,再由交州都督遣使送往京都。凡经海路向南、向西去的僧侣,大都以此地为中转站。唐代在这里传教的僧人也不少,洛阳昙润,善咒术,闲玄理,路经交趾,“缁素钦风”。原康居人僧伽跋摩,唐高宗时奉敕至交州采药,适逢当地灾荒,人物饥饿,乃每日设法营办饮食,救济孤苦,涕泣外流,时称“常啼菩萨”,大有三阶教的作风。

  出自安南本地的名僧见于中国史籍的也不少,其中经海路求法者,有与唐僧昙润同游的运期,善昆仑音,颇知梵语,《涅槃经后分》就是由他送往中土的。窥冲是明远弟子,二人曾同时泛海经师子国至印度王舍城,其他如慧琰、木叉提婆(解脱天)、智行、大乘灯等,也都是冒险远游者。此外,还有一些应唐帝之请,入京讲经,与内地文士给交而知名的佛徒,如杨巨源作诗送别的奉定法师,贾岛作诗送别的惟鉴法师和黄知新居士等。沈佺期在安南时,谒九真山净居寺无碍上人,开首谓“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越南清化以北)。来安南弘化的印度僧人中,也有精通汉学,并知名于内地士大夫的僧人。

  隋唐时期的交州安南佛教,实是内地佛教的一个侧面,但又具本地固有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禅宗的发展上。据传,天竺毗尼多流支,汉名灭喜(?

  —594),574年游学长安,适逢周武灭佛,遂避难邺城,得受禅宗三祖僧璨心印;然后南下广州,居于制止寺,译出《象头精舍经》和《业报差别经》;580年抵达交土,驻锡北宁(在河山平省境内)法云寺,创“灭喜派禅宗”。

  此派影响越南极大,直至李朝太宗李佛玛还写诗赞颂。

  灭喜派第一代弟子法贤(560—626),曾四处传法,发展极快,前后在峰山(山西)、爱州(清化)、州(义安)、长州(宁平)兴建佛寺,其在慈山建造的众善寺,有弟子300余人。第四代清辩(?—686),居天德府华林(北宁东岸)建阳寺,专以《金刚经》传禅。此后,代有名师闻世。至第十代法顺,在黎朝建国中起过重要作用,被封为国师。《大南禅苑传灯录》说他“博学工读,负王佐之才,明当世之务。少出家,师龙树扶持禅师。既得法,出语必合符谶。当黎朝(980—1009)创业之始,运筹定策,预有力焉。”

  所著《菩萨仟悔文》最为著名。

  在400多年中,灭喜派的禅思想有很多变化。后人传说,灭喜本人也讲究“不立文字,不依言语,以心为印”。他形容的“心”:“圆同太虚,无欠无余”,属真如佛性说。清辩随法灯习《金刚经》,当是受唐室着重提倡此经的影响有关。及至法顺倡导菩萨忏悔,用符谶参与政治,使禅宗具有了新的特色。这一系禅法,也被称作“禅宗前派”。

  9世纪上半叶,无言通(?—826),在安南创立第二大禅派。无言通原籍广州,俗姓郑,于婺州(浙江金华)双林寺出家,后从百丈怀海学禅,唐元和十五年(820)来到安南,住锡北宁仙游县建初寺,收徒传禅,史称无言通禅派。他弘扬内地关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思想,实行“面壁观禅”

  的达磨观法,所以又称“观壁派”。他强调“西天此土,此土西天”,以为心性“清净本然”,成佛不必心外别求,与《坛经》的观点大同。

  无言通的传法弟子是感诚(?—860),将建初寺经营成无言通禅派的重要基地。其第四代吴真流(930—1011),原有志于儒学,后入佛门,丁朝先皇帝尊之为匡越大师,历仕丁、黎、李三朝,担任僧统。这一系禅法,也叫“禅宗后派”。直到李朝统一,禅宗始终在安南佛教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与唐末五代以来内地佛教发展的总趋向是一致的。

  安南以南是林邑,属占人国家,2世纪末在今越南中南地区建立占婆国,深受印汉两种文化的影响。《隋书》记其习俗:“人皆奉佛,文字同于天竺”。

  据考证,此“奉佛”,当与信仰婆罗门教相混杂,约4世纪后半期在位的跋陀罗跋摩王,即崇奉湿婆教。隋仁寿(601—604)末年,隋大将军刘方出兵击败新即位的商菩跋摩(即梵志),攻陷林邑首都陀罗补罗,“所获佛经合564夹,1350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所谓“昆仑书”,是一种古马来文。后交由彦悰编叙目录,“分为七例,所谓经、律、赞、论、方、字、杂书”,相当于汉文2200余卷,由此可见7世纪林邑的佛教和文化已有相当的发展。《旧唐书》亦载:“俗有文字,尤信佛法,人多出家”。义净也将临邑列为“极尊三宝”的“东裔”国家之一。

  义净另记,东裔诸国所奉佛教,乃是小乘有部、正量、大众和上座等“四部杂行”。但至少在因陀罗二世(854—893在位)时代,即已在今眉山东南建有大乘佛寺。此外湿婆教依然流行,特别是与土著信仰混合为一的人面林伽,象征着湿婆与国王的结合,更受崇拜。






                    佛教史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公元7世纪,真腊依然以流行佛教著称。隋大业十二年(616),遣使来隋。其时“城东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杀人,以夜祀祷。……

  多奉佛法,尤信道士“。《旧唐书》亦云:”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唐玄奘把伊赏那补罗国(真腊首府,在今柬埔寨磅同市以北)

  作为知名当时的佛教国家记传。中印僧人那提(福生)三藏,经执师子和南海诸国于656年到长安,颇不得志。真腊国合国宗师假途远请,即于同年再来真腊。那提通晓大小乘,亦精《四围陀》,从他在长安译的《八曼茶罗》、《礼佛法》等看,更善于密法。由此亦见真腊佛教的一斑。7世纪下半叶,唐僧义朗到郎迦戌,经过这里,义净仍称它为扶南。但及至义净撰写《南海寄归内法传》,谓:“跋南国,旧云扶南,先是裸国,人多事天,后乃佛法盛流。恶王今并除灭,迥无僧众,外道杂居”。这大概是在唐贞观年间真腊灭扶南以后的事情。

  8世纪末,在爪哇夏连特拉王朝作质子的阇耶跋摩回国,将首都迁往荔枝山附近,并统一了水、陆真腊,为后来的吴哥高棉王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阇耶跋摩二世宣称自己信奉婆罗门教的诃里诃拉伸,即湿婆与毗湿奴的混合物,王官中供奉的则是湿婆教的林伽。可见在真腊统一后的相当时期,他的王朝是不支持佛教的。但是,由于在这个地区的下层民众中始终盛行原始宗教,婆罗门教与佛教诸神的界限也不清楚,甚至同本民族的英雄崇拜混在一起,所以佛教并没有因为国王的态度而完全绝迹。

  9世纪后半期,因陀罗一世在位,开始营造著名的古都吴哥城。此时,佛教与婆罗门教业已同时并行。他的儿子那索跋摩继位,迁都吴哥,公然声明自己是信仰佛教的,尽管他并不排斥其它宗教。这时的吴哥王朝已经征服了中南半岛大部,佛教势力有很大的增长。以后的吴哥诸王,或奉佛,或信湿婆,但都允许异己存在,以至形成柬埔寨特有的婆罗门教与佛教相混合的色彩。苏利耶跋摩一世在11世纪初登基,宣称他是佛教的信奉者,但同期的碑铭说明,当时依然是婆罗教与佛教大小乘并行。






                    佛教史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今缅甸东北部掸邦高原一带,曾有掸国,公元1世纪,即与汉王朝有使者往来,成为联结罗马(大秦)与洛阳的重要枢纽。这条中国同西方交通线的开辟,可能要早于经交趾的那条路线。永宁元年(120),掸国王遣使“献乐及幻人”,这位幻者自称“海西人”,即大秦人。

  公元初,在今缅甸卑谬建立的骠人国家,在7世纪已将领域推到了东邻陆真腊,西近东天竺,东北接南诏,西南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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