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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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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阿含》,以及属法藏部的《长阿含》。由此四部分经藏组成汉文的“四阿含”结构,与南传前四阿含大体相应。南传《小部》,汉译中无,但它的部分内容,分散在其它译籍中,像《六度集经》、《生经》、《义足经》、《法句经》等,论藏则多属有部,从2世纪的《阿毗昙五法行经》,到7世纪的所谓“一身六足”,新译和重译不断,相当完备。此外还有属上座部,而由化地部和法藏部传播下来的《舍利弗阿毗昙》,南传上座部的《解脱道论》,属正量部的《三弥底部论》,属贤胄部的《三法度论》等,也都在4、5世纪译出。

  巴利文和汉文的这些经典,保存了早期佛教的基本内容。但由于它们成书的时间都比较晚,加上编者和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带上民族的和时代的特征,所以不但这两大系统的同类三藏有许多不同的色彩,即使在同一文种的典籍中,也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只是相对于晚出的佛籍,它们才被称作早期佛典。






                    佛教史



                第二章 佛教大乘和小乘的确立(公元前1世纪—3世纪)

                  

随着部派佛教的发展,一部分徒众,愈益走向人世间。他们使自身的生活世俗化,并接纳在俗(在家)的男女为信徒,同时积极参与或干预社会现实生活,力图使所有的人都接受他们的观点。这种思潮,从前1世纪到3世纪,在南方的案达罗王朝,在北方的贵霜王朝,以及恒河平原上的吠舍离等地,纷纷涌现出来,与维护早期佛教教义的教派形成明显的对立。这种思潮逐步成熟,往往自称“方广”、“方等”或“大乘”,以后就汇集成了统称“大乘佛教”的教派。






                    佛教史



                第二章 佛教大乘和小乘的确立(公元前1世纪—3世纪)

                  

  继孔雀王朝而兴起的巽伽王朝(约前2世纪到前1世纪上半叶),领域曾北抵锡亚尔利特,南到纳尔巴达河,成了恒河流域强有力的统治者。这个王朝一改阿育王利用佛教的政策,掀起了复兴婆罗门教的运动,佛教开始从它的故土,向南北两方作空前的转移。

  前1世纪中,一直在东南戈达瓦里河与克里希纳河生活的案达罗人,建立了娑多婆汉那王朝(亦称案达罗王朝)。它消灭了已经衰弱的巽伽王朝,把自己的统治区域向北推进到马尔瓦,向南抵达卡纳拉,东西两面临海,一度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直到公元3世纪方才覆灭。它的南面,另有操泰米尔语的三个小国,其中的朱罗国(即注辇),在前2世纪曾两次侵占锡兰岛的北半部;潘迪国善于经商,重视学术,前一世纪曾遣使进谒罗马皇帝奥古斯都。

  娑多婆汉那王朝依然信奉婆罗门教,但也容许佛教自由传播。它的南边诸国,也大体施行这种方针。这一形势,使佛教在恒河流域恢复了一定活力,在南印,则有机会与海外的思想文化交流,尤其是发展同斯里兰卡的交往。

  由于佛教还得不到当权者在整体上的支持,使它不得不进一步向中下层群众寻找信徒,其中与海上贸易有关的商人富户,和基于社会动荡而不断产生的政治上失势者,可能是新信徒的中坚成分。

  案达罗地区本来是大众部大天系统(制多山部)的活动基地。他们对“制多”的崇拜,向民间推动了建塔和供养塔的群众性信仰;大众部一般地贬低阿罗汉,神化佛陀,又大大提高了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菩萨的地位。此后,这一部派内部的思想仍然十分活跃,在分出东山部和西山部之后,又分出王山部和义成部。

  案达罗是大乘中观派创始人龙树的故乡,他生于此,死于此,思想影响异常久远。但关于案达罗整个佛教背景,现今所知甚少。《大方等无想经》(卷6)说,佛灭后七百年,南天竺有一小国,名“无明”,其城曰“熟谷”,其王名“等乘”。王死之后,王女增长嗣位,威伏天下,支持佛教,摧伏邪见,遍阎浮提起七宝塔,供养佛舍利。据考证,“无明”是案达罗的误译,“熟谷”指克里希那河南岸的驮那羯磔国,“等乘”则是娑多婆汉那的意译。

  增长女王在娑多婆汉那王朝昌盛时期当权,确有其人。说她特别提倡建造佛塔,与那里流行制多崇拜完全一致。又,康僧会世居天竺,8世纪中在吴都建业译出《六度集经》。此经用寓言故事的形式,按“六度”次第将菩萨行组织起来,它的主要篇章,也收集在四世纪辑成的巴利圣典《小部》的《本生经》中。《六度集经》明显地反映了南印佛教的状况,而且恰当娑多婆汉那王朝时期。就内容言,不论是“六度”还是“本生”,都是要求佛徒积极入世、慈愍众生的,属于大乘的基础思想。可以说,案达罗在娑多婆汉那王朝时期,大乘佛教已经酝酿成熟。

  案达罗佛教向南传进锡兰岛,成了古代斯里兰卡佛教的一个重要来源。

  前1世纪初,在杜陀迦摩尼王(前101—前77)率领居民驱逐入侵者朱罗人的战争中,也得到了佛徒的支持。朱罗人信奉婆罗门教,同佛教徒在信仰上本来是对立的,加上民族间的战争,把宗教对立推上极端尖锐的程度。相传杜陀迦摩尼王获胜以后,曾因为战争杀人数千有违佛教教义而深表悔恨。但一个已得罗汉果的僧人劝他不必如此,因为所杀实有一个半人:一个是皈依三宝的佛徒,半个是持五戒的人,其余都是“邪见者”,与禽兽无异,杀之无罪。这当然是在反侵略的民族主义斗争条件下讲的,但被当作一种教义也在某些大乘经典中表现出来。据说在佛灭七百年后出现的《大般涅槃经》,反映南天竺的一些国家情状,也发挥过类似的观点。

  斯里兰卡佛教中的大乘倾向,起源于无畏山寺部。公元前43年,国内的叛乱和泰米尔人的再度入侵,造成人民巨大痛苦,著名的大寺完全荒芜了,一些僧侣再度卷入爱国斗争的行列。公元前29年,伐陀迦摩尼。阿巴耶王恢复了国家,为了报答摩诃帝沙长老在他流亡期间给予的帮助,摧毁了耆那教寺庙,在上面建造了无畏山寺,由摩诃帝沙主持。上座部系统的大寺是全国佛教的领导中心,他们以摩诃帝沙时常往来于俗人家中,违犯戒条为由,将他“摈出僧伽”,褫夺僧籍。摩诃帝沙的弟子反对大寺僧团的判决,也被加上袒护“不清净者”的罪名,给以同样处分。相当一批比丘,投到了无畏山寺。大寺的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无畏山寺成了与大寺并立的教派。据说不久。又有一个叫达磨流支(法喜)的犊子部上座及其弟子,也从印度住进无畏山寺。帝沙长老赞赏他们的学说,由此形成了无畏山的达磨流支派。据此,无畏山寺部的思想,被大寺上座部视作外道邪说。

  无畏山寺与大寺的分歧,大致集中在两个问题上。按照正统的佛教戒律,比丘不应该亲近国王、王子、大臣及诸女人,也不应出入世俗人家,大寺派正是引用这类戒条指责无畏山派的。大乘普遍认为,这类规定,只是对背离佛教原则的比丘适用,但不能僵化;假若不能随顺世法,深入一切众生,度脱他们,那将从根本上背离佛法,更不能容许。据此,无畏山长老的行为,同大乘的这一理论完全相应,而大寺派坚持的则是早期的正统戒条。其次,在教义上,犊子部提倡有胜义“补特伽罗”①,曾为许多部派所接受,某些后出的大乘经典,更公然主张有“常我”存在,贬低早期佛教“无我”的学说,也是对“补特伽罗”说的发展。无畏山承认犊子部后学的思想,引起大寺正统派僧团的反对,是情理之中的事。

  约在公元1世纪,案达罗地区还出现了叫做“方广道人”的另一极端派别,他们倡导“一切法不生不灭,空无所有,譬如兔角龟毛常无”①,号称“方广部”,亦曰“大空宗”,龙树斥之为“恶趣空”。后来传进锡兰岛,以无①补特伽罗:作为佛教名词,意译“众生”、“数取趣”,指“人”“我”的实体。

  ①《大智度论》卷1。畏山为根据地,一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他们主张,人界所见的佛陀及其一生行事,只是佛的变化示现,佛、佛所说法、佛接受布施等等,本质上空无所有。同样,僧团也不是实体,供养僧团也不会得什么福报。又据《论事》记载,方广部还主张,在信仰和践行一致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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