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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一生，最可说明这一点。他周游列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尽管国君们对他毕恭毕敬，但孟子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还时常予以挖苦和嘲弄，并说“说大人侧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意思是说，不要以为那些国君位高权重就有什么了不起，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根本不要把他们放在眼里。而且在那时候，国君们非但能够容忍士人的倨傲不敬，而且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段时光毕竟只是昙花一现，只是一段美好的记忆。他们在这段时期的风光和体面，主要取决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一旦此种历史环境不复存在，他们的处境也就江河日下了。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虽然秦汉以后，政治环境日趋恶劣，但他们并未放弃道尊于势的理念。而且情况还恰恰是，政治环境愈是恶劣，他们的社会关怀意识愈是强烈，愈是感到道尊于势之必要。由之而决定着在道与势之关系问题上，他们是不可能将其解决好的。或更确切地说，从主观上，他们希望道尊于势，甚或以道压势，但由于他们的实际社会身分和对道的政治伦理化的理解，又从客观上导致了以道助势的结果。其缘由是；
第一，如前文所言，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荣辱进退全赖于朝廷的是否起用。这样势必使他们将自己的前途置于道义之上，从而很难做到“谋道不谋食”和“忧道不忧贫”。更有甚者，他们为了仕途和利禄，还极有可能迎合权贵，全然忘了自己的道德良心。对此，徐复观曾作过非常精彩的分析：
“知识分子的精力，都拘限于向朝廷求官的一条单线上，而放弃了对社会各方面应有的责任和努力。于是社会既失掉了知识分子的推动力，而知识分子本身，因活动的范围狭隘，亦日趋于孤陋。此到科举八股而结成了活动的定型，也达到了孤陋的极点。同时，知识分子取舍之权，操之于上而不操于下；而在上者之喜怒好恶，重于士人的学术道德，于是奔竞之风成，廉耻之道丧；结果，担负道统以立人极的儒家的子孙，多成为世界知识分子中最寡廉鲜耻的一部分。”〔14〕
第二，中国知识分子所信从的道或道统，主要的是先王之道。按照韩愈的理解，乃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于传之孟轲”的心法。由之可知，道统是同圣王崇拜联系在一起的。尧舜禹汤等人物既是道的化身，又是世间的君主。而且在儒家看来，凡王者都是道德高尚之人，所谓“有德者王”、“惟仁者宜在高位”等等说法，都是指的这个意思。虽然儒家此种话语是从应然的角度而言的，但其作为一种政治伦理规范一经提出，便是人们思考政治问题的价值标准。如是，其结果便是将道统与政统作一体看待，将道统所应抑制的对象视为与道统相同一。这样一种话语，实则是从观念上打通了政教合一的关节，使道统与政统不再是一种孰高孰低的关系，知识分子亦由之而失去了以道制势的使命感，甚至还会认为他们的奴性是必要的，是“志于道”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
注释：
〔1〕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页。
〔2〕参见拙著：《中国文明史》上卷，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3〕关于“士”之初见，学界说法颇多。吴承仕和杨树达二先生认为“士”之初义为农夫，不确。顾颉刚认为“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虽无谬解，但却没有说出个究竟。依我看，周代的“士”为武士，主要是由于当时等级制度的特点决定的。周代的分封实为殖民，诸侯在其封地上，必有自己的军队，而殖民者贵族集团中地位最低的士便是其主要的兵源。再者在远古社会，人们皆以作为战士为荣，平民是没有资格打仗的。执干戈以卫社稷既是士这一等级的义务，亦是他们的荣誉，同时也是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价值所在。到春秋时期，士主要是文士，而作战的主力则转为平民。
〔4〕《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336页。
〔5〕我疑《尚书》中的夏书和商书，多为周人的伪托，其类似于“恭行天之罚”的话语，乃是周代才有的政治观念。
〔6〕参见拙文《儒家德治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周期动荡》，载《开放时代》1996年第5期，另见《启良集》，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5页。
〔7〕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页。
〔8〕参见拙著《神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134页。
〔9〕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10〕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8页。
〔11〕将民本主义等同于民主政治是二十世纪中国学者的一个误识，从康有为到孙中山，再到现代新儒家，都犯有这样的思想毛病。关于二者的本质区别，可参看拙文《关于我国古代民本主义的思考》，载《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此文亦收入《启良集》。另见收入本文集的《传统民本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一文。
〔12〕《孟子·尽心上》。
〔13〕吕坤：《呻吟语》卷一，《谈道》。
〔14〕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56页。
关于周扬的思考
？ 叶 凯
周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这种复杂不同于我们往常遇到的作家、思想家或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家，虽然他们的思想、情感世界、内心生活同样是复杂的，但是这一切却常常会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所流露，尤其是作家，他们的作品是我们分析其内心的主要依据。但是周扬却不同，文艺工作者和政治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在周扬身上体现得更为强烈的当然是后者。特别是在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相当不完善的时代里（解放前及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在一种革命便意味着服从、执行并放弃自我的信念中，在政治风浪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的急风暴雨中，为了能够安全地保存自己，那么一个人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让他人了解你在想什么，你准备做什么，所以周扬的讲话同大家听到过的任何一个单位领导的讲话一样高屋建瓴，周扬的文章也就像我们读书时遇到的任何一本教科书一样，体现的是一种集体的智慧而非个人的观点，其枯燥性使任何一个考完试的学生不愿再看它一眼。这也就是研究周扬时最大的困难，但这并非表示我们就无法认识周扬。因为我们完全可以从平静、平常的文字中，体会出其背后的东西；从当事人对他的种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中，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只要他是人，那他就无法永远躲避自我。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写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巨人常常是一手执笔、一手杖剑，“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周扬恐怕也是在此目的下登上文坛的。同当时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周扬登上文坛的主要目的也并非是想成为作家、理论家，而是抱着改造社会、解放全人类的目的而选择的这一条道路。为人类最终的自由而战恐怕是他们所有人的初衷，在周扬最初的文章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许多的自由的呼声。例如在谈到巴西文学时他说：“巴西的文坛经过浪漫主义的洗礼以后弥漫着一种自由的空气了。这虽然是一种对于欧洲的精神上的忠顺，为徘徊，为踌躇所压制了的暗中摸索的自由，但是从这种自由里文学的独立的精神正在渐渐地长成着。”在阐释文学的党派性时他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从必然的盲目到必然性的认识的推移是到自由的惟一的道路。”在谈到高尔基时他认为：“他的浪漫主义却不是对玄想世界的憧憬，而是要求自由的呼声，对现实生活的奴隶状态的燃烧一般的抗议。……他用热心和感激对他的主人公，把他们的爱自由的方面当作积极的特质着重地表现了出来。”
这时的自由在周扬那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愿望，不过这时的周扬没有想到，多少年以后，他会由一个自由的斗士变为权力的仆从。正如弥尔顿所说：“我们知道在各个时代都有那么一些人，为了晋升或虚荣，就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