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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1-11-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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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此则大难。
  昔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盖知音本极难得,或有一焉,而因故不得不中道分离,这便是人生最大的不幸,留下来的只有深深的寂寞和遗憾。
  【庄子·徐无鬼】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垩尽而鼻不伤。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曳 尾
  ■
  庄子在濮水上钓鱼,楚王派两位大夫来传达他的意思道:“希望将楚国的国事烦累先生。”
  庄子手拿钓竿,头也不回地道:“听说楚国有只神龟,三千年前就死掉了,被包装得好好的,供奉在庙堂上。你们说,它是愿意像这样成为一副死骨头和甲壳受供奉呢?还是宁愿活着拖起尾巴在泥里爬?”
  “可能会愿意活着在泥里爬罢。”两位大夫回答。
  “那么,两位请回吧。”庄子道:“让我拖起尾巴在泥里爬吧。”
  【念楼曰】
  学而优则仕是古代读书人的发展模式,孔夫子周游列国,全是为了跑官,庄子则是有名的“另类”。
  与庄子同生于二千三百年前(比那只死乌龟还少七百年)的希腊哲人Diogenes,冬天住在一只木桶里。征服世界的亚力山大大帝亲临木桶,问他:“我能为您做点什么?”答复是:“请走开,不要遮掉我身上的阳光。”
  俗说“人到无求品自高”,于庄子及D氏见之。
  但是,如果来到濮水边的不是楚大夫而是秦皇帝,故事的结局不知怎样,也许咸阳被坑的人数会再多一个,成为四百六十一名罢。
  【庄子·秋水】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盘 礴
  ■
  宋元公想要画一幅画,知道以后,画师们争先恐后地都来了,恭恭敬敬地行过礼,便簇拥在元公的周围,还有差不多一半的人无法接近,只好站立在外边。大家一面听取指示,一面舐的舐笔尖,调的调彩墨,个个手忙脚乱。
  只有一位画师,他到最后才不慌不忙的走来,行敬接受任务后,并不留下站着,回头便走。元公注意到他,派人跟着去看看。只见他回到自己的住处,立刻脱掉大衣裳,袒露着赤膊,伸起两条腿坐在那里,一副十分放恣的神气。
  “行呀,这才是真正会画的人呢。”宋元公说。
  【念楼曰】
  闻风而动,恐后争先,乃是文艺侍从们听到有创作任务(更不要说是有大奖)时的常态。对于领导意图,惟恐领会不清,需要察言观色,贴身紧跟乃是当然之理。若迟来一步,被挤出圈外,先意承志便谈不到,机会也就泡汤了。
  这次宋元公却不从忙着舐笔头的诸位画家中物色,偏偏注意到“解衣盘礴”的这一位,实是例外。
  【庄子·秋水】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盘礴,裸。君曰:“可矣,是真能画者也。”

  世治藏于国

  
  ——五十年代初私家藏书捐赠实录
  ? 徐 雁
  在中国藏书史上,将自己或祖上珍藏的书籍捐赠国库或近代公立图书馆的事迹,可谓不绝于书。因为藏书界人士久有“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南唐书·鲁崇范传》)的说法,也可以说是一种“优良传统”吧。但百川归流式的捐出热潮,还是要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五十年代初期。
  1949年6月,著名藏书家周叔彛壬氏冉D诠卤舅伟妗毒涫臀摹芬疾峋柘赘猓玫绞比位比嗣裾飨匚涞陌弊矗骸盎讲匚校砸嫒嗣瘢饪凹涡恚赜璋保宰时硌铩!敝芄司伲H郝祝婧笏饺瞬厥榈木柘兹瘸敝壬M9月15日,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颁发奖状,表彰了北京松坡图书馆干事会将该馆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的行为。
  次年元月,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藏书传人瞿济苍、瞿旭初遵其先父瞿启甲(良士)遗志,先后将其家藏宋、元、明善本书籍72种、近2000册,通过文化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浙江杭州余翼将其父余绍宋所遗留柯堂遗书和碑帖1。3万余册捐赠浙江省图书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字夷初,号石翁,浙江杭县人,1884~1970)也将其在杭州的存书1944册,捐赠浙江大学图书馆,其中包括稿本、抄本的明刻本90余种;所藏文物则捐赠浙江博物馆。瞿氏、余氏和马氏踊跃捐书的举动,对我国文教界和收藏界人士的捐献行为发生了有益的影响。〔1〕
  1950年整整一年,是我国私家捐献藏品最为踊跃的时期,书籍也不例外。仅到同年9月18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在起草《一年来“文物工作”纲要》时写到:
  由于人民对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爱戴与信赖,一年来将其私人所藏的文物、图书捐献出来的很多。其中,以刘肃曾捐献的虢季子白盘、朱桂莘捐献的岐阳王世家文物、熊述匋(捐献的原钟、张子厚捐献的汉石羊、张伯驹捐献的宋人、尺牍、赵世暹捐献的水利文献、傅忠谟捐献的宋元明刻本及抄本、常熟瞿氏捐献的宋元刻本、翁之熹捐献的明清抄校本书籍等尤为国之重宝。化私为公,得为人民所有,实为从来未有之举。其他,华东、西南、东北各地区人民捐献的文物、图书,尚有不少,未能列举。
  又,在此一年中,由各地区、各机关移送到中央的,和中央购买的重要文物、图书为数也很多。足以表现中央人民政府对于民族的文物、图书一贯的重视的政策。〔2〕
  1951年1月,文化部文物局在其发表的《一年来文物工作概况》中曾特别指出:“……接受了不少人民的捐献,并收购了不少重要的文物、图书。”至于政策方面,当1950年1月7日,瞿氏向北京图书馆捐赠善本以后,郑振铎就及时致函答谢致敬,表彰其化私为公的精神:“此项爱护文化、信任政府之热忱,当为世人所共见而共仰。”
  次年5月21日,郑氏在一通致浙江省文教厅负责人的函中,也谈到:“中央对于捐献文物、图书的人,向来极为重视,经常的不忘记他们,也经常的照顾他们。他们信任人民政府,我们也信任他们。不仅借以鼓励后来的捐献人也。”〔3〕
  也有的地方政府则发布文件号召人们捐书捐物。如1951年6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发布通告,号召各界人士踊跃捐献私人收藏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简牍、图书、金石拓本、名人书画和历史档案。
  建国之初,北京图书馆是我国许多藏书家心目中理想的私藏终结之所。如1952年8月,周叔彛壬俅尉柘琢松票臼榧715种、2672册;1953、1954两年,常熟铁琴铜剑楼藏书传人瞿炽邦、瞿耀邦、瞿熙邦,也再一次向北京图书馆捐赠了古籍369种、700册〔4〕。次年,周叔彛壬忠淮尉璩龀炯芽32种、120册等。
  再如以收藏南明文献著称的朱希祖的郦亭遗藏,先由柳亚子介绍,由其子朱偰(1907~1968)将此专藏5大箱,捐献北京图书馆;数年后,又由郑振铎、王秋治介绍,捐献了宋版《周礼》、明抄本《水经注》等珍贵版本;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则再次捐书,约有数万册图书为南京图书馆收藏。〔5〕
  周氏、瞿氏、朱氏等藏书世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私藏捐献政府,均以实际行动生动地表明了当年藏书之家“对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爱戴与信赖”,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说服力,有力地推动了当日的捐书风气。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藏书事业史,我们不难发现,自1950年以后,北京图书馆获赠甚丰。当年,柳亚子捐赠了其收藏的全套《向导》、《中国青年》等杂志;傅增湘长子傅忠谟秉承其父遗志,将其生前珍藏的宋版百衲本《资治通鉴》、宋抄本《洪范政鉴》,以及手校本480种、共3500册和书斋用品28件;顾颉刚捐赠了《永乐大典》3册、甲骨两盒和《东方杂志》(1904~1937)108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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