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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他家里已经作了决定，让她赴美留学，同思成一块去，手续已办好，下个月就要动身了——
“这是梁先生的意思吗？”志摩的声音急切得有些抖颤。
“是的。正是任公拿的主意。”徽因在低语中不敢多说一个字。
“……”
如果人们因情节的文学藻饰色彩而对其真实性质疑的话，那么由徐本人亲手写的未完即弃的文字必使人笃信不疑。1924年5月20号，也即徐林各自分定生活方向后的第三天，徐陪同泰翁访问太原，当时送行人群中有林氏父女和梁氏父子。诗人在列车尚未鸣笛时开始奋笔疾书，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半途而废。此信被当时坐在徐对面的泰翁的秘书恩厚之悄悄收藏，直至七十年代才得以在香港公开：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总是昏沉沉的，开着恨闭着眼却只见大前晚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的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的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至此，诗人自1920年与林相识起的四年寻梦历程顿成绝望的空花泡影。难以言说的窒息感、极度的痛苦与失落是没有经历过刻骨爱情的人难以体会得到的。但正如前文所论及徐的情爱观，徐不可能驻足原地，以冰雪之操为爱作无望的守候，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回国后一度懦弱的诗人，在林离开后与陆小曼的恋爱中反而迸发出蔑视世俗奋起反抗的无畏勇气，炽热无比的热情，这时诗人的情感从低迷的谷底毫无过渡地急剧突跃至沸腾的巅峰，出现了反差强烈的情感断层现象；这其中有着强烈的情感失落、情感补偿、情感虚拟、情感替代的心理趋向，徐正是在这种情感背景下与陆小曼展开轰轰烈烈的恋爱，也正基于此，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徐陆婚姻的脆弱性。
这一次徐追求的对象与梁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热恋”中的徐这才表现出所谓的勇气，甚至对梁启超的来信批评也有胆量作已无关梁之疼痒的反抗了，在回信中这样写道：“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在最需要勇气的时刻，徐是这样懦弱，而在爱情已离去时却又表现得如此无畏！如果这是为了林徽因而如此无惧地直面梁启超，又该是多么令人赞赏！诗人勇气的“虚假性”和反抗的盲目性固然说明了诗人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并没有能够真正汲取西方独立自省的哲学批判精神，从而真正意义上对传统伦理进行挑战，但更反映出其个性上貌似坚强实则懦弱的一面——徐对梁似乎有着天生的恐惧。徐惧怕梁启超，不仅仅表现在精神层面上，更表现在实际生活上。梁对徐直接的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徐陆婚礼上著名的“骂训”事件。普遍的看法是骂训事件是两代人之间在婚姻道德观念上的冲突，梁的骂训自有其苦心，惟此才能平息社会舆论对徐陆婚姻的非议。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徐陆恋爱固然被炒得沸沸扬扬，但在社会上并不孤立，仍有相当的同情力量如胡适、郁达夫等社会知名人士均持支持态度。亲手将诗人与林徽因拆散的梁如果心存一丝内疚之情，一点真正爱护弟子的师长之心，都不应该演绎令徐陆婚姻蒙上拂之不去阴影的骂训事件，这并不仅仅是价值观念冲突的问题，它也与人天性中的善恶有关。梁在写给远在美国的梁思成的信中写道：“昨天我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受庆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在礼堂上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与满座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古今中外所未闻之婚礼也。”梁除了对自己所充当的伦理纲常卫道士角色似乎颇为自得，且毫不顾及恶语伤人的后果以外，字里行间其所谓的“苦心”又何在呢？如果颇有社会影响力的梁能代之以热情洋溢的祝福（这是其文风），徐父很可能会体面地接受陆为家族成员，而陆与徐父母的关系也不会如此疏远和冷淡。而徐竟然应其父的要求请溺杀自己爱情的梁做证婚人，在梁肆无忌惮的骂训过程中竟能始终恭敬有加，作无条件的忍从，而在日后梁病危之时徐又前去探望并为之流泪（见1928年12月13日徐家信）。将置己于绝境的人当成圣人供奉，畏之，敬之甚而爱之，人间可悲之事无过于此！
与陆结合的诗人踏上了不归路。陆小曼看起来也是一位有林下风致，聪颖有才气的一代名媛，否则徐失落的情感也不会在她身上得以寄托。但诗人很快就从虚假的快乐的云端跌入更加令人绝望的现实世界，不得不品尝自酿的人生苦酒。陆过惯了娇慵懒散的交际生活，婚后出入歌厅舞楼，下海玩票友捧戏子，抽鸦片，肆意挥霍享受。婚后日记《眉轩琐语》与感情热得发烫且篇幅繁密，行文动辄数千字甜得腻人的婚前日记《爱眉小札》相比，不仅篇幅极少，字数也寥寥百余字，数十字，更主要的是流露出婚后仅数月就备感苦闷的心绪。如1926年12月28日（徐陆于1926年10月结婚）写道：“……爱是建设在相互的忍耐与牺牲上面的……再过三天是新年，生活有更新的希望不？”1927年1月1日写道：“愿新的希望，跟着新的年产生，愿旧的烦闷跟着旧的年死去……给我勇气，给我力量，天！”1月6日更是赤裸裸地点出了与陆偏重于肉欲的恋爱实质，写道：“男子只有一件事不知厌倦的……爱的出发点不定是身体，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厌恶的出发点，也不定是身体，但厌恶到了身体也就到了顶点……过去的日子只当的一堆灰，烧透的灰，字迹都见不出一个。”2月8日写道：“闷极了，喝了三杯白兰地……（整）天是在沉闷中过的，到哪儿都觉得无聊，冷。”出于对现实尤其是对婚后生活的极度失望，诗人于1928年6月开始了长达半年的环球之旅，试图得到解脱；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徐兼任南京中央大学（今南大）、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并兼中华书局、大东书局编辑，在沪宁之间疲于奔命，拼命挣钱以应付陆的挥霍。对婚后生活的真实感受在诗人后期诗作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擒住轨》这样写道：“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就凭那精窄的两道，算是轨/驮着这份重，梦一般的累赘/……”；《生活》则更以近乎诅咒的语言刻画自己的生存状态：“……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通道：/一度陷入，你只可以陷，/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而据林徽因之子梁从诫的回忆：“母亲告诉过我们，徐志摩那首著名小诗《偶然》是写给她的，而另一首《你去》徐也在信中说明是为她写的……”这两首诗均写于诗人特定的生活时期，对辨析诗人真实的情感脉络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却长期为研究者所忽略。《偶然》是诗人自认为写得“最好的诗”，写于1926年5月，正值《爱眉小札》中徐与陆“热恋”高潮期，但诗人在最隐秘的内心深处思念着的倩影并不是陆小曼而是在美国读书的林徽因，想象着与之“相逢在黑夜的海上”，刻骨铭记邂逅的那一段美好时光，“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你去》则写于诗人遇难前两个月，是在林已于1928年回国，诗人与之时有来往，且与陆时有龃龉的背景下写就，全诗令人心纤颤动之处尽在结尾的忘情：“……更何况永远照彻我的心底／有那颗不夜的明珠，我爱你！”这两首诗极具代表性，直指心性，洞彻诗人心中的真爱。这也正是徐为何于1930年辞去离家很近的沪宁教职，应邀去千里迢迢的北大教书。一向迁就随顺陆的诗人，在1931年6月
25日的家书里终于向“眉眉至爱”温柔却坚决地表示：“……但要互相迁就的话，我已在上海迁就你多年……我是无法勉强你的……明知勉强的事是不能彻底的，所以看行情恐怕只能各行其是。”后虽又写信说明“无非是说几句牢骚话”，事实上无论陆是否愿意迁居北平，都不能改变徐留在北平的决定。学界认为陆所以不愿北上主因是其沉湎于上海十里洋场浮糜生涯，且因当年骂训事件，视旧京为畏途，其不满于徐林见面所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