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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个性得到进一步伸展，活力得到进一步发挥，主张得到进一步施行的自负，恐怕也是极强的。然而到头来，他们中许多人则是郁郁含恨而离世。他们有过这样那样的职务，但创造何在，个性何在，活力何在，主张何在，辉煌何在，都让人难以找到。
如果硬要有什么记录，我相信他们中大多数人完备而真实的记录，也无法令他们自豪，他们写过各种文章，做过各种发言，主持过各种会议，批判过各种谬论，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些都难以像他们以前的那些创造，成为个人生命有意义的标记。
当黄炎培作他的窑洞对话时，他期望着什么？当他1965年病逝于北京时，他回想到了什么？这都是谜，然而也并非不可以找到通向答案的路径。在他们的期待、向往、热诚、投入、参与和最后的结果之间，存在不小的反差。
对跨时代人物人生记录的截断现象，但愿能看到研究现代史研究家们的系统研究。我相信这将是解读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人生和现代中国民族命运的一个新维度。
火中取栗的人
？ 周 晗梵高的一生充满了孤独和被遗弃感，常常分文莫名的他曾呻吟或叹息着：“上帝啊，我的妻子在哪儿？上帝啊，我的孩子在哪儿？孤独地生活值得吗？”梵高又说：“一个人必须保持隐士的某种本质，不然，他就失去了根本。”为了绘画，孤独是必要的，孤独又是不堪磨耐的，于是，梵高这个脆弱的个体生命在不可解决的悖论中被撕得粉碎，他的神经像是深渊上架起的一道细弱的桥，随时可能折断。
在梵高看来，“绘画就是要设法穿过一堵看不见的铁墙”。同时，这也是画布对梵高的召唤。当梵高刺破了这个世界蒙在他眼前的厚重的布幔，他看到了一道强烈的光，他用舞蹈着的画笔在画布上涂抹上异样的光芒。梵高就是这样进入画布的。“不少画家害怕空白画布，但空白画布也怕敢冒风险的真正热情的画家”，梵高把艺术活动当作极富挑战性的生命活动，让满腔热血在画布上挥洒流淌。对梵高来说，理性可以忽略不计，表达远远大于揭示真理。梵高在画布上完成了生命，成就为一名艺术的殉道者。
在梵高的画作前，我首先要提问的是，在这些令人无以言说地震撼的画作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灵魂？在艺术史里，梵高是突兀的进入者，是不可定义的。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专业训练，是个曾做过教师、营业员、传教士的穷困潦倒的外来者。他的画被那个时代认为是可笑的涂抹。但他没有局促而褊狭的形式感，以一种特殊的手段，不顾一切地表达，直接而强悍，如同天启，显示出了罕有的品质。这个底层艺术家是怎样产生的？他作品里的什么元素使他超越了专业的技法、规范和禁忌？面对这些提问，我们只能深入到他的辽阔又黑暗的灵魂深处，发掘将他引向终结之路的危险的激情，寻找梵高作品的源头。
除了大量的并未湮灭和佚散的书信，梵高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其他文字。读他的倾诉，让人觉得他拥有纯金般的生命。他是个底层的观察者、感受者和传达者，一个实践理想和使用决心的人。他对绘画有一种独有的生命的虔诚。梵高在给他胞弟提奥的信中写道：“几乎没人知道，成功的作品，其秘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真实和真挚的感情。”他又说：“我需要多些灵魂，多些爱，多些感情。”他是如此单纯，单纯是他面对世界和画布的态度，而他情感的纤细和尖锐的痛苦一样令人震惊。在伦勃朗的画里他看到了“神明一般的对凡人深沉的一瞥”，在月经来潮的情人苍白的脸上看出“受苦和艰难的日子磨炼了她，使她更加美丽了”。他的生命里也充满了相识、离别和重逢。他是那么的看重爱情和友谊。他说：“谁想了解许多女人，谁就必须忠实于一个女人。”在生活里他实践着他的巨大、宽厚的悲悯和仁慈。他与既不会读书也不懂艺术的怀孕的下等妓女西恩生活着，让她和她的孩子分享他的面包，忍受着她的暴戾，时时忧虑着她重犯以前的错误，努力感化着她，对她的孩子如同己出。他也从未停止怀念。他写道：“我不断想起荷兰，记忆越过双倍遥远的距离，追溯流逝的时光，有种令人心碎的感觉。”他就是这么一个具有纯真本性、无比温柔善良、充满令人心碎的柔情的圣徒，而他的画作也最直截地表达了他的热情。他画作的明亮，源于他自身的明亮。
这样一个至真至善的灵魂，强化了一往无前的悲惨的境遇，并收获绝望。但他并不屈服。他尽可能地敞开内心，相信拯救的力量来自生命内部，努力把自己引向幸福。梵高曾是个对女性充满渴望的男人，但饱受爱情的折磨。世俗幸福求之不得，肉身依然沉重。就像一个戴上了镣铐的人渴望呼吸的自由一样，被放逐的梵高在心灵的废墟中寻找着取暖的炉火，哪怕这炉火将他焚毁。他对艺术的狂热，既是道德的救赎，也是爱欲的出口。绘画成了他挽救精神上覆亡的惟一可能，是他逃避绝望的需要。他的创作不是自慰，而是自救。人越孤独，创作也越自由。他在表达着人最饱满的神气，努力在深重的绝望中生长出深重的幸福，以此来抵御阴暗的世俗的蹂躏和压迫。梵高身上的神秘的力量，源于他的不屈和挣扎。
但梵高所做的一切，让命运的悲剧感越来越浓重。他说：“谁为自己选择了贫困并喜爱贫困，谁就拥有无穷的财富。”但他又因为事业失败和贫困而绝望，贫困在加剧伤害着他的肉体和心灵。他的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处于极其紧张的关系。在严酷的现实生活的压迫下，大地在他脚下坍陷。他活在了风暴里。他的灵魂不断地破碎下去。但他决不撤退。他说：“一切我所向着自然创作的，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啊，那些不信任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他画布上的色彩在轰响里燃烧着，呼叫和奔突着，裹挟着他，让他在持续不断的昂扬中崩溃了。
他发疯了。他的疯癫是有迹可循的症候，也是对不安定的灵魂的自我凌迟。我厌恶人们称他为“疯狂的天才”。他对现实的了解透彻而深入。他认为美术品的交易已腐败堕落，艺术上已失去了美好的精神，偏离了健康、高尚的开端，公众中普遍存在着怀疑、冷淡和超然的氛围。他是那么深切地认识到弥漫在他身上的厄运。疯癫是梵高的一种表达。疯癫一直深植于他的内心中，是他身上最内在、最自由奔放的力量的释放。正如福柯所言：“非理性一直是现代世界艺术作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当堂吉诃德在死亡的最后时刻复归为理性，泪水奔眶而出，或许是堂吉诃德意识到他的行为是一种疯癫，但这时的觉醒，难道不是一种新的疯癫？疯癫给予堂吉诃德不朽的生命，而疯癫也与梵高的艺术创造相伴相生。疯癫在唤醒和照耀着他，令他亢奋又致命。当梵高割下一只耳朵，并把这只耳朵作为礼物赠给阿尔妓院的一个妓女时，他让我发现，自虐和自戕是艺术创造最深层的本质。
在疯癫的时刻，梵高开始把疯癫视为一般的疾病，坦然处之。他又认为他的幻觉都是真实的。梵高画布上逼人的色彩、疾旋和燃烧、轰响和炸裂，不正是世界的本身的显现吗？他的画作和他的灵魂一样没有和谐，只有鲜活的本象。他的线条是灵魂的线条，他的色彩是灵魂的色彩。梵高说：“我想坦然地接受我扮演的疯子角色。”这意味着，梵高想让自己忍受监禁或进疯人院的罪。当梵高在1888年2月27日被毫无根据地再次送进医院，整整一个月里，他都保持着沉默。但他并不平静，说自己有时“就像浪花激打那阴森绝望的悬崖一样”，疾风骤雨仍在他的灵魂里凌厉地掠过。
梵高自我终结了三十七岁的生命，他由死亡解决了疯癫，但梵高的疯癫成了他的短暂生命和艺术创造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创作中，他总是“疲惫不堪，兴奋过度”，投入着“疯狂的激情。”疯癫构成了他血泪交织的悲剧命运中最昂扬的一个乐章，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言：“生命的结束使生命摆脱了疯癫，但是疯癫仍将超越死亡而取得胜利。”
梵高在撕裂中作别了人世，这是他命定的归宿。他说：“幸福和不幸只一字之差！两者都不可缺，都有用；死或消失是相对的——生命也不过如此。”他俨然已超越了生死，以死亡达到了与命运的合一。他从不相信自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