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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构成正在发育的胚胎的细胞是原子和分子的一种动态构型，这种动态构型的傅里叶转化被记录在亚量子场中。在递向傅里叶转化中，当这种波形被重新转换成构成胚胎的分裂细胞的网状结构时，其效应是一种微妙的“提示”，这种提示在细胞变异的有效途径中动态地引导非决定论的选择。正如霍伊尔的盲人玩魔方的比喻所描述的那样，这样的提示是极其有效的。在胚胎发育过程中，来自ψ场的微妙信号可以支配和引导无数不同变异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使胚胎与其物种的形态一致地发育。
ψ 效应补充了为什么物种准确无误地繁殖的遗传解释：从鸡蛋里孵化出来的是小鸡而不是雉，从母亲的子宫中生出来的是人而不是黑猩猩。这是因为，鸡和人的特殊的立体动态型式“内构成”各自的受精卵，并引导其各自特定的形态发生。物种的特定型式由场中的波形重新转化而来，并规定细胞在空间和时间中集合成相应的构型的方向。
胚胎发育并非是唯一被与亚量子全息场 （即ψ场）的相互作用所影响的有机过程，许多形态再生的例子也属于这个范畴。所有的有机体在这个场中留下它们的波形印记，而与这些印记“相一致”的活的有机体经常地受到这种印记的影响，当这些有机体处于一种非确定的、混沌的动态状态时，这种影响的结果就变得十分明显。当海绵细胞被分割开来且它们相互联系保持动态非确定性时，海绵的物种特定型式就变得十分明显；当蝾螈的眼睛被摘除晶状体而局部地产生非确定性条件时，蝾螈的特定型式就变得特别有效——如此等等都与器官再生过程有关。
有机体与场相互作用的假说还表明，有机体与其物种形态一致地被“内构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内构成”同样必须包括有机体从属于其中的集合体的动态时空型式。
亚量子全息场中贮存的波形图像不仅仅包括单个有机体的时空 （即立体动态）组态的傅里叶转化，这一点理所当然地表明：这种波形图像可以是多维的，并且可以把大量不同波阵前的干涉编成密码。单个波阵前可能对应于不同层次组织 （例如原子、分子、细胞、有机体和生态系统等）的物质——能量的立体动态构型。实际上，对应于单个有机体的波形图的要素必须包括有机体中细胞的型式、细胞中分子的构型以及分子中原子的构型，没有理由说有机体的整体波形图像并不同样地包括表现在高层次上的构型：群体、种群和生态的立体动态构型。
很明显，有机体不可能等效地接受这种复杂波形图像的所有要素。就整体图像表现在高层次上的要素而言，单个有机体仅仅表现出次要的部分，即这些要素不能完全影响单个有机体。然而，单个有机体可能对这些图像的某些部分相当敏感，这些图像把这些有机体的种群和生态系统的立体动态构型编成密码，因为单个有机体毕竟是种群和生态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有一些形态的要素和个体的行为与这些更大系统的状态和命运有着直接和根本的关系。这种范式当然是突变，即物种在进化中的变异。
在生物世界中，突变使单个有机体和整个物种之间有一种直接的联系。发生突变的是一个物种的基因型，但产生突变体的却是物种的单个成员。在产生突变体和把突变体置于自然选择的考验时，一个物种的成员引起“物种形成”机制——在物种层次上调整基因型的过程。
现在我们的假设是，突变过程 （即个体基因组的可变性）不是完全随机的，它受个体环境中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影响。环境和基因型的可变性之间的联系本身是完全确定的——实验已经证明，突变的速度和属性既受到有机体和各种辐射的影响，也受有机体内在的某些生物化学物的催化更替的影响。尽管经典达尔文主义对此一无所知，但环境和基因组之间却存在着某种明显的因果关系。然而，这种关系会超出有机体的直接环境而深入到有机体和环境都置身于其中的那个场，这一点尚未被人们普遍认识。但是，通过这种关系起作用的全息动力学反馈能够在基因组的可变性中产生一种细微的偏差，而基因组需要获得某种高于随机性的几率，以便使个体产生适应环境的突变体。
在考虑这种更广泛的关系的性质时，我们应当注意，来自有机体自身的物种特定型式的反馈会不再满足需要。突变是遗传密码从亲代到子代的复制过程中的“打印错误”，而物种特定型式的反馈能减少这种错误发生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反馈也必须包括生命领域的更高的梯级，即包括与内含有机体的种群和生态系统相对应的波形图像。这些包容有机体的系统的图像的反馈能在特定的种群中引起突变体随机分布所必需的偏向。
这种偏向确实是必要的。许多生物学家现在承认，完全随机地产生突变体不能解释观察到的进化进程。达尔文的理论能取代那种用神和生命力来解释有机物种的多样性的说法，但这种理论关于对随机突变起作用的自然选择概念并不能充分解释进化的全过程。达尔文主义只能解释相对微小的进化变革：正常和黑色的蠹鱼中正常的和黑色的各占多少的变化；疟疾蔓延区域内镰型细胞贫血症的持久性；以及其他一些生物对杀虫剂的抗药性。但是真正重大的进化事件，如新物种的出现，只能通过与微小变化的类比来解释，那假定宏观进化不过是一系列微观进化变革的总和。然而，这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假设。一方面，化石资料表明，进化不是一帆风顺的和连续的，因此微小变化的积累不能导致出现重要的新物种。另一方面，新物种也不能由原有物种微小的逐渐改变引起：进化中的大多数中间步骤只会产生被自然选择所淘汰的不能充分适应的有机体。为了使生物进化起作用，我们必须假设，自然选择并不是达尔文主义者甚至新达尔文主义者所惯于假定的那种万能的原则。
一个物种基因库中的随机变异通过自然选择起作用，这一点不能解释如下事实：基因组中的探索余地过于巨大；物种之间的跳跃性过于显著。物种产生导致全新物种出现的突变体，这个过程是通过大量变革而不是一次走一步来实现的，假定突变体实际上被产生出来，自然选择才能作用于大量变革的突变体。同时，突变体被产生的这个事实也不能用基因库中的随机变异来解释。
关于物种和亚量子全息场之相互作用的假说对随机变异的要求大大减少，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中，来自亚量子全息场的反馈使基因组的可变性倾向于与环境 （物种存在于其中）的动力学图景相一致。然而不仅仅如此，反馈的效应也解决了物种如何适应其尚未占据的小生境这个谜。用前面回顾过的适应性前景模式来说，物种从一个正在消失的适应性斜坡“爬下来”，穿过一个低谷而进入一个上升的或比较稳定的斜坡，这是因为，物种相互作用的图像描绘出了整个前景及其若干高峰和低谷。这种图像中的复杂性毕竟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场的波型可能是多维的。在这个巨大的信息场中，每个物种都选择与其自身条件相适应的要素。
因此，增加产生适合于当前小生境的突变体的可能性的提示，同增加突变体适合于这种前景中任何其他小生境的可能性的提示是相同的。越过适应性低谷到远处的适应性斜坡并不说明有先适应性或蓝图，它只说明承认环境引导栖息于其中的有机体。
初看起来，环境可能影响栖息于其中的有机体的观念似乎是荒谬的——它要求有一种科学家称之为“反向”或“向下”的因果关系。一般说来，因果关系的影响是从部分出发“向上”达到由部分构成的整体。很明显，大分子作用于它们所构成的细胞，而细胞作用于由它们联合构成的多细胞有机体，甚至有机体也作用于它们通过捕食、交配以及生存竞争参与其中的种群和生态系统。然而，唯一明显的从整体到部分的因果关系是联结一个有机体及其构成细胞和器官的那种关系。这里，因果链包括有机体的生理学，即整体化和自我调节的生物化学过程。所有其他形式的“向下”因果关系表现为某种目的性，在其中不是“未来”作用于“现在”，而是整体作用于部分。
但是，我们正在建立的统一理论在这里是说“向下”的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