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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德和斯切里茨声称已经证实：一个人的心理意象可以“越过”空间引起远距离外的另一个人的生理变化棗这种影响与某个人自身的心理意象对他自身生理变化的影响相似。他们的实验显示，试图影响自身生理功能的人比试图通过远距离影响其他人的生理功能的人只是显得效果稍微明显一点。在涉及许多人的好几个实例中，远距离影响和自我影响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由第二个人产生的“远距离身体”影响证明几乎与由同一个人所产生的身心关系的自我影响同样有效。
令人好奇的是，远距离身体效应也可以以人类学家所称的“交感魔术”的形式传递。男巫师和其他进行这种魔术的人在他们选定作为目标的人身上施魔法，但作为目标的人只是用肖像（就好像一个洋娃娃）来代替，在许多地方的土著人中这种活动很普遍。如美洲印第安人的仪式就利用这种活动。在他的著名著作《金枝》中， J·弗雷泽（James Frazer）爵士指出，在土著印第安人中这种活动包括，在沙地上、灰上或粘土上画一个人的像，然后拿尖棍子戳它或用其他形式伤害它。据说这样一来，与之对应的伤害就会降临到那幅画所代表的人身上。实验灵学家D·雷丁（Deam Radin）和内华达大学的同事们决定在受到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检验这种效应。
在实验中，被试者根据他们自己的像做一个小洋娃娃，与洋娃娃一起还包括各种小物品，如能够“代表”他们的相片、珠宝、自传和具有个人意义的象征物等。他们也提供一张表格，列出使他们感到欣慰、平静和舒服的东西。这些信息被参加活动的实验者利用（实验者被称为“医治者”，因为这一效应是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被试者）以产生同“病人”的情感联结，而“病人”则用导线连着以监视他（或她）自主的神经系统活动、心率和血脉动量。医治者就在附近建筑物里面的有声音和电磁屏蔽的房间里，他把那个洋娃娃和其他小物品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们上面以随机顺序发送“滋养”（实际是治疗）和休整的信息给被试者。
一个典型的实验期由每次60s的5个滋养和5个休整期组成，紧接着是11s的间歇。它显示出，“病人”的神经系统活动和他们的心率在“滋养活动”期间明显地与休整期间不同；而血脉动量在60s的滋养期中间非常明显地持续了几秒钟。心率和血流动显示出一种“放松的响应”棗因为医治者正试图通过洋娃娃“滋养” 被试者并使之有感觉。看起来，这对病人具有“远距离信息”的效果。
雷丁和他的同事们下结论说，医治者的局域活动和思想模仿远方的病人几乎就好像医治者和病人靠在一起一样。这就证实了这样的发现：远距离身体效应和身心一体现象非常相同，尽管距离不同。
自发的（与有倾向性的相对）远距离身体效应在一大组群的人中也被发现。根据印度的传统观念，当许多人进行共同的沉思时，未沉思者也会受到影响。1974年 M·马赫西（Maharish Mahesh）瑜珈师傅接受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只要有1％的人按规则地沉思，它的效应将影响到其余99％的人。 G·兰德瑞（Garland Lan…drith）和D·O·约翰逊（DavidOrmerJohnson）的实验显示，“马赫西效应”从统计学角度看是明显的。看来，在公众中沉思者的人数与公众的犯罪率，交通死亡事故，由于酗酒而导致死亡的人数甚至与污染程度之间并不仅仅有随机的关联。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前教授，心脏学家R·培德（Randolph Byrd）进行了目的在于检测另一种形式的远距离身体效应的实验，他用祈祷而不用沉思。他在10个月的有计算机辅助的研究中，把注意力集中在旧金山总医院冠心病治疗所中的治病史上。培德组成了一个由普通人构成的实验者小组，这些普通人的唯一共同特点是习惯于有规则地在周围农村天主教和清教的聚会上作祈祷。这些被选出的人被要求为一组192个病人的康复祈祷；另一组210个病人在实验中没有人为他们祈祷，这些人组成控制组。在实验中运用了严格的标准：挑选是随机的，实验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进行，无论是病人还是护士和医生都不知道哪个病人属于哪个组。
实验者被告知病人的名字，关于病人心脏状况的一些信息，并被要求为这些病人祈祷；但不告诉有关病人的其他任何事。因为每个实验者可以为几个病人祈祷，所以每个病人有5～7个人为其祈祷。从统计学角度看，结果是很明显的：有人为之祈祷的那一组，需要抗生素的人数是控制组
养，而在控制组中有12人需要气管保养，而且有人为之祈祷的那一组中几乎无人死亡（尽管从统计学上看这一结果并不明显）。为之祈祷的人无论距病人远或近，祈祷的方式无论怎样，看来都无关紧要。仅仅是祈祷者的注意力集中程度和重复祈祷的次数这些事实会产生不同效果。毫不夸张地说，到目前为止这种实验已经进行过几百次，它们产生了另一个复杂的大难题：一组人的集体集中的意识能影响其他人的身体状况吗？而且甚至能影响其他许多人的身体状况吗？
5 文化现象中的谜
自发的文化链的证据来自于历史。在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创造了明显类似的成就，即使这些不同的文化相互之间没有通常的通讯，甚至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首先，处在非常不同区域的文化创造出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一大批非常类似的工具。例如，手斧是石器时代的广泛工具，它是一种典型的杏仁状或梨形的两边打制得对称的简单工具。在欧洲，这种斧子是燧石制成的；在中东，它是用黑硅石做的；在非洲，它是用石英岩、页岩、辉绿岩做成的；它的基本形式是功用性质的。然而，用大家都需要的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法而导致了相互一致的发现，这一观点并不能解释所有传统文化实际上在制作细节上的一致性棗试错看来不可能在数量如此之多，分布范围如此之广的人群中产生出在细节上如此类似的工具。
许多人工制造物似乎跳越了空间，超越了直接的文化联系的范围。在古代埃及和前哥伦布美洲都以显著一致的设计方法建造了大金字塔。像陶器制作工艺对所有文化都非常相同，甚至用火的技术也导致产生了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基本相同的工具设计。I·马什利（IgnazioMasulli）是博洛尼亚大学的知名历史学家，他对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国公元前5——6世纪的当地文化所制造出的罐、盆和其他人工制品进行了深入研究。马什利发现，对它们基本设计的这种显著的重复现象找不到合理的解释：考古学家已经证明，这些文化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从实用角度看，设计的范围远远大于它们实际采用的方法。这种现象是普遍的。尽管每个文化附加了它自己的一些细节，但阿兹台克人、祖鲁人、马来人、古代印第安人和中国人都似乎是根据一个共同的模式或原型来制造他们的工具和建造他们的墓碑的。
除了自然的人工制品外，所有文化模式几乎都是同时出现的，虽然它们是相互独立的。古代犹太人（希伯来人）、希腊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文化大发展出现在非常广泛的各个地域，但它们实际上是同时出现的。主要的犹太人预言家在公元前750——500年的巴勒斯坦享有盛誉；在印度早期优波尼沙（吠陀经之一部）于公元前660——550年形成；悉达多佛生活在公元前563——487年；孔丘约在公元前551——479年在中国教书讲学；苏格拉底于公元前469—— 399年生活在古希腊。正当古希腊哲学家创立了西方文明（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那里）的基础时，中国哲学家也建立起了东方文明（在儒家、法家、道家那里）的观念基础。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创立了他们各自的学院，许多巡回演说的博学之人向国王、君主和市民提出忠告和发表演讲；在战国后期的中国，类似的不知疲倦和富有创造性的哲人创立了学校，并向公众讲课，创立教义和在诸侯国之间纵横捭阖。
同时性的文化成就并不只限于古代文明，它们在当今时代也同样发生。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许多互不知道对方工作的不同研究者同时出现顿悟的例子。这些例子中最著名的就是牛顿和莱布尼茨几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