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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赵博士的论点那里。赵博士逢“产权清晰”就说好，但究竟好在哪里，是好在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还是好在提高了交易双方的收益，不知道他到底清不清楚；而产权清晰的过程中竟然还存在“坏”，他好像更是闻所未闻吧。
这样的例子在主流经济学家那里还很多。由于他们强大的话语霸权，已经在经济学界以及整个知识界造就了一种“产权崇拜”：大家不去具体分析产权改革有利于谁、不利于谁，而是一听到“产权改革”，就莫名其妙地跟着叫起好来。而实际上，在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如此之快、既得利益集团如此强大、社会底层如此弱势的时候，包括“产权改革”在内的任何一项具体改革都不会是利益均沾，而是有人得利，有人失利；有人多得，有人少得。在此形势下，经济学家以及整个知识界如何选择的确很重要。
生死边缘的沉思
？ 张立文
人的生死是那么的神秘，又是那么的普通；是那么的神圣，又是那么的平常，直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浑沌，待到说清道明了，浑沌就死了，我也可能不在这个人世了。然而，郑晓江教授以他的胆识和智慧，执著和勤奋，孜孜不倦地探索生死问题，而蜚声海峡两岸。他大量有关生死问题的专著，启迪人心，安抚灵魂，已获得学术界众多的认同和赞誉；他多次讲授“生死哲学”，化解了青年学子的困惑和空虚，激发了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而得到学生们的赞赏和喜爱。他为人们救治心灵，确立价值理想，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其实，我对生死学并无研究，也没有资格来写这篇序，但基于两个因缘，有了自己的一些体验，才敢答应的。一是我十六岁（1951年）那年，由于怀疑我参加托派外围组织，便从泰顺县温州地委土改工作队调到温州地委干部学校，与国民党、三青团区分部书记等一起参加肃反运动，坦白交代反革命活动事实。在一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会后，见有人自杀了，其可怖的面孔，在我年青的心灵中埋下了死亡的恐惧。过了十五年（1966年），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教员，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每次全校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批斗大会后，往往有人自杀，或跳楼，或上吊，等等，引起我去思考为什么要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死的解脱是否比当时所宣扬的“自杀是对党的背叛”更有吸引力？1970年春到1972年冬，中国人民大学全体教职工下放到江西余江刘家站“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其间又开展揪“5·16”分子运动，又有人自杀，或切腕，或上吊，或以头撞旋转中的大锯齿等。我体悟到死可能是对于现实的烦恼、痛苦、绝望的一种解脱方式。这些自杀者并不是不珍惜生命，不热爱生活，而是由政治运动的内外逼迫、人格的侮辱等等造成的。他们之所以选择自杀的方式，并非完全自愿，而与形势相联系。至于现代人的自杀，郑晓江教授在本书中有精到的分析。
凡此种种，都是外在的，是他人的死对我思想的刺激和引发的体验，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因缘：1996年10月到1997年6月我两次住进北京肿瘤医院治疗和手术，都直接面对生命和死亡。医生经B超、CT、肠镜、钡造影等检查，确定我的升结肠有肿块。先住五病区，后住四病区。在病区护士办公室有每个住院病人的小牌子，在我的牌子上写着Ca的字样。所以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得了什么病的，医生、家人要隐瞒病人是不太可能的。我先住在有三张病床的小房间里，左右两边是两个晚期胃癌和肝癌病人，医生确定我是中期结肠癌患者，与晚期两人住在一起，也有其道理。看他们两人十分难受，痛得不停地哼哼叫，我开始问候他们。他们已无力回答，都是其看护的家人回应的。到了夜里，哼哼声音更响了，我也无法睡觉。我左边的是大约三十岁的青年人，痛得更厉害些，因此哼的声音更大；右边是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哼的声音小一些，已是有气无力。如果说死已是对人的一种惩罚，为什么死之前还要给人以种种不可忍耐的痛苦呢？假如说死是对生命的超越，痛苦的解脱，那么就应该愉悦地含笑离开人世。本来我在住院前的连续检查中，思想已有所准备，既来之，则安之；不怨天，不尤人；听命运，任自然。然而面对当前两人的情境，禁不住思想上又掀起种种波澜。
人生苦短，譬如朝露。人一呱呱落地，就与死亡相伴，犹如形影相随。生永远面对着死，并时时刻刻走向死：有的人在咿呀学语时夭折，还未吮吸到做人的滋味；有的人在青春年华时离开，还来不及品味人生的欢乐；有的人在事业初成时撒手，等不到享受成功时的荣耀；有的人在时运刚刚好转而大有作为时死去，带着无奈而遗憾的神情告别人生。我同室的两位病友，便是此局中之人。人们感叹：为什么不让人吮吸做人的滋味，品味人生的欢乐，享受成功的荣耀而无悔无憾地走完人生的路程呢？答案究竟在哪里？真可谓问天天不应，问地地不知，问神神无言，只有回过头来问人自己。这不仅是正途，而且是惟一之途。我记得郑晓江教授在一本书中把人的生命分为生理生命、内含生命和超越生命等。我在和合生死学中亦曾把生死分为生存生死世界、意义生死世界和可能生死世界。生存生死世界的体质生死、生理生死和情绪生死是不能超越生死大限的。曹操《短歌行》中所说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是对生存生死世界生命有限所发的感叹。“宁以义死，不苟幸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若死重于义，则视之如泰山也”，是对意义生死世界和可能生死世界的道德生死、价值生死、精神生死、哲学生死、宗教生死的高扬。这两个世界的生命是对生存世界生命的超越，是超越有限、导向无限的生命。这种生命是永恒的、不朽的，所以古人就把“立功、立德、立言”作为“三不朽”的内涵。我们今天缅怀先烈，纪念古代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李白、杜甫、朱熹、王阳明等等，他们虽已死去几千年、几百年，但仍活在中国文化思想之中，活在人的心灵记忆里，虽死犹生。这种生命是可歌可泣、永存不朽的。人们应该去追求永存不朽的生命，而不要仅仅迷恋于肉体的有限生命。
“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当医生悄悄地对家属、亲友交代，我从他（她）们的痛苦和强忍的表情中，可以体会到病情严重和来日无多。我虽然不贪生，但这时我生的欲望特别强烈。记得傅伟勋教授在患癌症后写的《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中期望“假我十年”，他就可以完成自己所要写的宏大的计划。对他来说，这是多么可贵的十年啊！但是天并没有假他十年。我当时亦希望“假我十年”，我就可以完成我想要写的书，以及在《和合学概论》的基础上，写得更完善、深入一些。如果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确实是一个遗憾。但平实一想，有多少人在其学术生命的高峰时突然而去，其创新的理论思维没有以语言的形式遗留下来而消失了，这样一想，心里确也平静多了。畏死死不可免，贪生生不可得；生不能依人的意欲而生，死不能照人的向往而死；生的历史自己可以来涂写，死的历程自己却不能把握，这是人的能力的局限和人的不自由。有了自己想活多久就活多久的自由，这个“地球村”也就人满为患，承载不下了。为了给后来的新人让地方和位置，前来的人还得死去。比如现在年纪大的人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把位置让给新来的人一样，这也可说是一种礼让的道德风气吧。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是一种责任，死也是一种责任；生是一种意义，死也是一种意义；生是一种利他，死也是一种利他，两者互为体用，一体两面。从互为体用而言，生是死的责任、意义，利他的延续；死是生的责任、意义，利他的开始。从一体两面而言，生死的责任、意义、利他本为一体，氤氲互动，两面又和合为一体。就生死的责任、意义、利他而言，犹如王粲所说，“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荀子所称，“生则天下歌，死则四海哭”，《礼记·檀弓》所载，“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生死若能作如是观，就不会“畏死”，也不会“贪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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