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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欧阳修的“六一”是多么潇洒，老来琴棋书画，读书喝酒，而翁同龢在常熟家乡，被软禁在家中，失去了人身自由，只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惟以读书诵经了却残生，内心充满了无比的痛苦，这种生存状态岂是欧阳修所能比拟的。无可奈何的苟延残喘与放达恣肆的个性自由，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苌楚斋随笔》的作者将翁同龢的“五不”与欧阳修的“六一”相提并论，实在是错弹之极。
出入宫帷能与皇帝造膝独对的两代帝师，一夜之间从天上掉到地狱，其际遇反差如此之大，精神创痛深巨，委实让人生出无限的同情。看看他遭遣后的情况，对于他的整个人生以及他所处的那个社会，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重要启示。
即便如此，这个“五不”也不符合翁同龢被开缺回家，以及被追加罪责革职编管在籍后的实际情况。五月他回到家乡，不久便去九江他侄儿处，急不可待地冀望皇上给予重新任用；“永不叙用”后，除了不能穿官服，行动不太自由外，几乎一切如常，他的书法在这个时期获得突飞猛进，“日临汉碑帖数十字”，“以习八分及六法自娱”，上门求墨宝的人很多，他尽可能给予满足，时不时还乘兴画上几笔；不断地与他在京城中的好友、同事和学生们书翰往来；在虞山鹁鸽峰下祖茔旁修建了一处住宅，名为“瓶庐”，自号“瓶庐居士”，在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加给他的更重的迫害时，用写字、读书、读经的办法打发时光。荧荧青灯下，他还整理修订了几十年不曾间断的日记，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必要的准备，内心充满了痛苦和不安。
考究翁同龢的一生，他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是与甲午风云分不开的。
在甲午中日对抗问题上，翁同龢是积极主战的，依照一般的常理说法，他是一位爱国者，而李鸿章作为主和派人物，且后来在战败后，又是被派往日本负责和谈签约的全权代表，似乎就是一个标准的卖国贼，这个说法多少太简单了些。
在晚清的政治现实中，一系列的国家变故，出现了波诡云谲的复杂的政治局面，面对世界列强的欺侮，审时度势地处理内政外交需要明智、清醒的措施，而绝不能意气用事。不能简单地用主战或主和，来作为爱国还是卖国的分野。
中日战争的前奏是日本侵略朝鲜，而中国其时是朝鲜的宗主国。处理这个问题，按照恭亲王的说法，主和派有三种选择，一为收朝鲜改藩属为行省；二为派重兵代其守国；三为使朝鲜对各国开放以抵制日本的阴谋。但是已为军机大臣且主管财政的翁同龢，却不同意上述主张，认为“均格不得行”，而是“惟一味夸张，力主开战”。在翁同龢等人看来，西方列强的实力，中国无以相比，但一个蕞尔小国竟然如此放肆，是可忍孰不可忍。反抗外侮，维护主权，是大得民心的事，而且凭借大国的实力打败一个东方小国，想来是完全可能的，如得胜便可重塑国家形象，挽回一些在西方列强面前失落的部分脸面。其时一些外国传媒和政要，在分析了两国的军事实力后，也认为中国可以打败日本。
但是作为掌握海陆兵权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似乎不这样看，他心里要有数得多：“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衅。”
李鸿章的态度，当然不为光绪、翁同龢等相当一批人所接受，舆论不在李鸿章一边。慈禧此时犹豫不决。翁同龢利用皇帝近臣的特殊身份，加紧鼓动皇上抗日，认为主战必胜，从而可以彻底打倒李鸿章，从李鸿章的手里把更大的权力夺过来。年轻的光绪皇帝也正好要显示一个有为之君的形象，进一步摆脱慈禧，确立自己的威信，于是君臣联手，开始了一场欲在树立各自权威的战争。
这可是一场旨在关系国家命运的战争。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战争最起码的常识，不在最前线也不直接指挥军队的文职官员，对自己的家底情况并不清楚，北洋海军的战斗力如何也不了解，却想当然地一味主战，可见是怎样的轻率、盲动。翁同龢的门生、抗战人士张謇也承认，“中国何尝有必战之布置耶”，在既没有整体的作战方略，也无法协调前线、后勤的军需供应、兵力补充，统筹调配失措的状态下，去抵抗早已虎视耽耽的日本军国主义，那还能有什么好结果？
战争一开始，形势就明显对中国不利，翁同龢坐不住了，他不得不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场攸关国家和民族，更攸关他个人前途命运的战争中去，“一团烈火尽在上焦，有燎原之势”，上朝后回家则“归家疾作，入门不知焉，入堂不知焉，倒床气仅属”。
结果是人所共知的。
对此，恭亲王沉痛万分地说：“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旦夕，不得已割地求和，外洋乘此机会，德踞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皆大司农阶之厉也。”这真是一个“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的历史大错误。
恭亲王把问题全看在眼里，用最严厉的语言斥责了翁同龢。
这的确是个无与伦比的大错误，怎么估计它的历史影响都不为过。正是这场失败了的战争，极大地阻遏了中国的近代化的进程。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挽回。马关条约被迫签订，除了赔款外，还割让了台湾，民族受辱、国家受损。光绪皇帝涕泗交流地在条约上画押，不得不下了“罪己诏”，翁同龢也难辞其咎，拟了一道《自请为甲午战败罢职呈折稿》，请求给予处分。他的心情异常沉痛，折中承认：“臣于敌势军情焉不识，遂使全权之使再出，而和议于是遂成。”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用这句现成的话来描绘甲午以后的翁同龢的命运走向，可以说是十分贴切的。
光绪对日作战决策的轻率，使他的个人算盘全部落空。慈禧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对于这个乳臭未干的小皇帝，她更加不信任了，同样的，她对翁同龢也洞察其奸，有了相当的警惕。在此之前，翁同龢由于品行比较端正得体，学问好，字也写得好，深受慈禧信任，被选做两代帝师，这在清代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由此在朝廷中安富尊荣，由财政大臣而入军机处，相当于今天的书记处书记的位置，行为处事顺遂且有主动性。
但自甲午海战失利以后，他便开始走下坡路，其智力和品行不断受到质疑，而他在中外文明交流的冲撞形成的复杂政治漩涡中，总也调整不好自己的心态，处处被动。
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反败为胜，就非得有更大的事件和机会，让他再来一次拼搏。出于仕宦多年的政治敏锐，原本就留意过的西方文明的社会思潮，让他从中领悟到可以进行改变社会和自己状况的政治尝试。有关变法的言论和方法，更多地在翁同龢的脑海中盘旋。这样说，似乎有损他作为改革家的光辉形象，但是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认真地考察一下翁同龢的言论，特别是他的行动，便不难发现翁同龢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旧文人，同时也是一位在官场中厮混有着丰富经验的政客，绝不是一个自觉地追赶世界潮流、对工业文明的成果有着身体力行的明智官僚。
这一点其实在他任户部尚书时，反对李鸿章修筑津通铁路和中美合资开办银行的行为中，就已显出端倪。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李鸿章修筑了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后来又延伸至天津；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他再次奏请修筑天津至通县铁路。折子呈送到朝廷后，慈禧太后认为可行，要户部每年筹银二百万两实施这一计划。但翁同龢不同意这样做，他无视铁路交通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实现近代化，却把侵略者可能利用铁路，招致引狼入室，有碍国家安全作为理由来阻挠；其次他借口说需要集中财力赈灾，没有那么多的钱来筑路。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都是站不住的理由。救济与建设是并行不悖的事情，清政府还没有困难到想筑路而筹款无门的地步。即便说他反对修路的理由，是完全出于公心，而不是为了掣肘李鸿章，但他的着眼点也仅仅是农业经济，同时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修筑津通铁路的计划，遭到了翁同龢等人的反对，而被迫搁置，嗣后慈禧让大臣和封疆大吏们发表意见，最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