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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民之谬，固因囿于表象而又固执己见所至，不足为怪，而作者通过这个故事所要讽谕的是，人们在人际交往中的“以筑为琴”，即常常把言行不一、欺世伪善的小人错当成了品德高尚、操行美好的君子，而且天天爱惜拥戴却不知厌倦，这不比山民之“不辨琴、筑”更为可悲、更加危险么？——由“辨琴”之喻而引发的“识人”之鉴，其间的含义，是颇为发人深思的。
在明朝另一位学者刘基的《郁离子》中，有一篇《良桐为琴》更为有趣。文中工之侨得优质桐树凿而为琴，“弦而鼓之”，声如金钟玉磬。他视为天下第一良琴，便献给朝廷乐官，乐官竟说：“此琴非古物，毫无价值。”遂退还。工之侨便请来工匠，在琴上雕琢花纹，篆刻古字，并配以古色古香之琴匣，埋于土中。隔年后挖出售之于市，一位贵人竟视为古董，以百金重价购之献于朝廷。乐官们争相传看，赞不绝口：“此乃稀世珍宝也！”——同一张木琴，其“命运”和“价值”却前后如此不同；同一批乐官，其“眼光”和“见解”则相距何啻霄壤！
实非琴之贵贱，而乃“古”令智昏也。有如说工之侨先是以“真货”试乐官之“慧眼”，不如说他后来是出于无奈而略施小技，以“假古董”“戏弄”了这批昏官们的不学无术与信口雌黄。如果文章到此结束，亦不失为一篇好的寓言。然而作者刘基却另有深意在焉。此时他笔锋一转，借工之侨之口叹曰：“悲哉，世也！岂独一琴哉？（世事）莫不然也！而不早图之，其与亡矣。”这就并非说琴，而是在“刺世”，谈的是社会与政治的悲剧了。这些不学无术的昏官腐僚们，掌握着国家盛衰、人才黜陟的大权，以其不辨良莠而又信口雌黄，必然导致人才埋没、国势衰微；假如不革除此弊，国之必亡乃成定势。一句“悲哉，世也！”的警世之叹，使“识琴”之喻升华为“国是”之议，无疑深化了文章的主题。
琴者，器也；识者，鉴也。以不识器而器人（选择人才），岂非大谬乎？又，器识者，度量、见识之谓也，以识器之喻，而长人器识之见，乃见此文讽谕之妙也。
“琵琶诗”与《琵琶行》
琵琶乃琴中之佼佼者。在古代，宫廷、军旅、家庭中均为常见，故古人每以“琵琶”入诗，抒写其某些生活侧面和特定情感之心声。
“边塞诗”可举唐朝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撩乱边愁弹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此琵琶早已非柔曼歌舞之彼琵琶，“新声”已是“边声”；而边声已不堪闻，何况“月照长城”？更添凄婉悲壮。此将戍边将士之“边愁”描写得淋漓尽致。“军旅诗”有唐人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不言鼓角声催，而言琵琶声催，更见其悲壮。“此于（沙场）百死之中，故纵片时之乐，语尤沉痛”（俞陛云《诗境浅说》）。“幽怨诗”则有宋人王安石写昭君出塞之名句：“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好个“含情欲说”，实乃无处可说；好个“心自知”，实乃衷曲难吐。无奈只好寄情琵琶，而昭君之幽怨集于琴声也。在“爱情诗”中，比喻新奇而又泼辣大胆者，当推唐人裴诚“愿作琵琶槽那畔，得他长抱在胸前”，“槽那畔”指琵琶上弦槽紧贴弹奏者胸膛那一面，想象可谓奇诡，将爱之弥笃而“愿投怀抱”之炽热情怀抒写无余。在以上四类诗中，“琵琶”都是不可或缺的意象，极其重要的“道具”，为诗的“画面”增添了或悲壮或亮丽的色彩。
在同类“琴诗”中，以其艺术成就和影响论，当首推唐朝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白居易，字乐天（公元772年～846年），曾官至左拾遗。四十三岁时因仗义上书遭谗谤，贬为江州司马。《琵琶行》即贬九江任上所作，或可作为“文章憎命达”之一例。这首歌行体的叙事长诗，写他在“浔阳江头夜送客”时，因被琵琶声吸引而邂逅歌女。一句“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活画出歌女娇羞腼腆之态，尽可让人由“半遮面”而想象其楚楚动人。接着又一句“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则先声夺人，使听者（包括读者）无不欲穷其声而罢之不能。接下来状写琵琶之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滩……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可谓声情并茂，达意传神；状琵琶之声宛然耳畔，绘歌女之态如在目前，使人身临其境而觉美不胜收。不仅如此，白居易还将江上景色、歌女身世、本人遭际与心境融为一体，从而烘托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一诗之主旨。其感人的效果，岂止“江州司马青衫湿”？千百年来，众多的读者皆成其“座中泣下”者也。何以能如是？白居易高超的抒情与叙事艺术、琵琶女的悲惨身世与作者本人的落魄遭遇之“珠联璧合”。而致其感受格外痛切深挚，固为其主因；然能将琵琶之声模写得如此淋漓尽致而妙语连珠，亦不失为此诗所能成功之不可忽略的艺术特色。若谓《琵琶行》乃为“以琴入诗”而声情并茂之千古绝唱，当亦不为言之过也。
陶渊明的“无弦琴”与苏东坡的《琴诗》
古人每以琴书诗酒佐其雅兴，抚琴弄弦，在文人学士中颇为风行。然而东晋名士陶渊明（陶潜），这位写过《归去来辞》、《桃花源记》并以“田园诗”闻名于世的大诗人，却独异其趣。他好琴而不谙音律，在家中备有“素琴”一张。这素琴与唐朝诗人刘禹锡《陋室铭》中所称“可以调素琴，阅金经”之“素琴”并非一种。刘之素琴应指“素雅之琴”，或作“不奏尘俗之音”解。但既可“调”，则是应有琴弦的。而陶渊明的“素琴”是一张“无弦琴”，即有其形而不能发其音者。然而陶渊明却常常独自在家“抚琴自娱”，煞有介事而又自得其乐。每当朋友们携琴饮酒聚会时，他更是要取出无弦琴合着大家的琴声抚弄一番（准确地说应是“作抚弄状”），十分悠然自得。别人甚为不解，而陶渊明却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有琴而无弦，陶醉于“自得其乐”的情趣而不拘泥于弹琴是否发声，看似有悖常情，实则别有寄托。陶渊明的意趣高雅与不同流俗，由此可见一斑。这与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及辞官归田“觉今是而昨非”的旷达情怀是一致的，与他“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闲适、乐天自在的性格也是一致的。这也使我们从他身上领略到“魏晋名士风度”超然飘逸的气概。正如后人之评述：“陶先生解印彭泽……适性者以琴，怡神者以酒。酒兮无量，琴也无弦。”（张随《无弦琴赋》）“欲琴理之常在，宜弦声之一空。隐六律于自然，视之不见；备五音于无响，乐在其中。”
（宋祁《无弦琴赋》）“琴翁之意不在弦”，“琴虽无弦意有余”，其高士雅风，可谓超凡脱俗，故为后人所传颂、景仰。
无独有偶，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对琴亦“情有独钟”，他不仅通于“琴道”而写过不少谈“琴”的小品文，还写过一首别有妙趣的《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琴声既不在“琴上”，又不在“指上”，那么发自何处呢？诗人设问奇诡而并不作答（也无须作答），诗中充满了“禅意”，其间之雅趣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
渊明得“无弦之妙”，而东坡穷“有弦之声”，看似各有其宏旨，而实则相映成趣，殊途同归。其归结到一点，那就是这两位大诗人所洞幽烛微者，乃琴之“趣”也。说到底，弹琴之目的，并不在于娱耳，而在于娱心，“琴趣”也就是一种“情趣”。而人生的妙处就是要有情趣，有境界。情趣、境界愈高，则愈能体察艺术的“况味”，甚而进入艺术的“化境”。陶渊明和苏东坡，都是历史上有着大情趣、大境界的杰出文人，又都才华横溢且性情率真，旷达豪放，他们对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