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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斯，要是见到一个曾经度过时间底风浪的古老贵族之家，其可敬之甚较上述者又当多出若干。因为新的贵族不过是权力所致，而老的贵族则是时间所致也。头一个升到贵族阶级的那些人多是比他们底后人富于才力而不如其纯洁的；因为很少有能够腾达而在手段中不是善恶交混的。但是这些人留给后代的记忆中只有长处，而他们底短处，则与身俱灭，这也是合理的。生为贵族则多半轻视劳作；而自己不勤劳的人是要嫉妒勤劳的人的。再者，贵族中人不能再升到多高的地位去了；而那自己停留在某种地位而目睹他人上升的人是难免嫉妒之念的。在另一方面，贵族身分能消灭别人对他们的那种消极的嫉妒；因为贵族中人好象生来就应享某种荣华富贵似的。无疑地，为人君者，在他们底贵族中若有人材而能用之，则他们将得到安适，并且国事底进行也要得到顺利；因为人民会自自然然地服从他们，以为他们是生来就有权发号施令的。
十五 论谋叛与变乱
牧民之人必须要知道国家中风波底朕兆；这些风波在诸事将达平衡的时候最为剧烈；就好象自然界底暴风雨在将近春分秋分的时候最为剧烈一样。并且，有如在一场暴风雨之前，有中虚的大风和海波底暗涨一样，国家中也有这样的东西：
他（太阳）常给警告，预示暗潮将发，
并预示叛逆与潜袭即将来临。
毁谤与无视法律，背叛国家的言辞，当它们是多见而且公开的时候；还有那些与之类似的不利国家，屡屡传播上下而易为人所信的谣言，这些都是祸乱将来底预兆。委吉尔在叙述谣言之神底家世的时候说她是巨人们底姊妹之一：
地母因恼怒众神遂生了她——
这巨人族最后的一名——
可亚斯和安塞拉都斯的妹妹。
好象“谣言”是以往的叛谋之遗留似的；但是谣言也确实是将来之叛乱的前奏曲。然而委吉尔所看到的也是对的，就是叛乱的举动和叛乱的谣言其间的差异甚少，有如兄弟之于姊妹，阳性之于阴性一样，尤其是在国家最良好的举措，本是最值得称扬，应当得到最大多数底欢心的，然而竟被加以恶意的解释而受诽谤的时节为然：因为这是表明很大的妒恨之心的，如同泰西塔斯所说的一样：“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举措和坏的举措同样地触怒人民”。但是因为这些谣言是变乱的朕兆，遂以为用过分严厉的手段压制这些谣言就是一种止乱的方法，这也是不然的。因为不如蔑视这些谣言倒常常是最好的制止他们的方法；到各处去设法禁止他们反而使群疑延长。 还有泰西塔斯所说的那种服从是应当提防的。“他们虽是愿意服从的，但是乐于批评而不乐于服从长官底命令”。争论、自恕，对命令和指示加以吹求，是一种脱离羁绊的举动，一种叛逆的试验；尤其当在争论之中，主张服从者出言畏缩小心而反对服从者畅言无忌的时候是如此的。
又，马基亚委利见得极是，他说那应当为民之父母的人君若自成一党，偏向一方的时候，那就有如一只因载重不平衡而倾复的船一样；这在法兰西王亨利第三之世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因为他自己先加入同盟，要消灭新教徒；此后不久，这个同盟就转过来对付他本人了。因为人君底权威若被造成为仅仅是某一种目的底帮手，并且在君权底维系之上有束缚力更大的维系的时候，那就是作帝王者差不多要受驱逐的时候了。
再者，当冲突、互诟和党争，公开而无忌惮地进行的时候，那就是一种朕兆，见得对政府的尊敬心已经消失了。因为一个政府里的大人物们底举动应当如老派天文学中所说的第九重天之下的诸行星底动作一样，就是，每个行星受一种更高的动律底支配，很迅速地转着，而在自己底私动中则是很柔和的。因此，当大人物们在私动中动得暴烈，并且有如泰西塔斯底名言，“其自由与臣道不符”的时候，这就足见天体是失了常轨了。因为“尊崇”是上帝以之维护人君的；而上帝警告他们的时候说是要解除的也就是这个：“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即指此也。
因此，当政府底四大柱石（那就是宗教、法律、会议和财政）之任何一个大受动摇或变为软弱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祈祷上天赐与平和的天气了。但是我们现在且离开这关于预兆的一部分（然而关于这一部分在下文中也还可以得到点发明）而先说叛乱的材料，再说它们底动机，第三，再谈防止之道。
关于叛乱底材料。这是很值得考虑的，因为最妥的预防叛乱的方法（假如时代允许的话）就是取消叛乱底材料。因为要是有了预备好的柴薪，那就说不定那要使它们燃烧的火星子是要从那一方面来了。叛乱底材料有二；多贫与多怨是也。有多少破产者就有多少喜乱者，这是一定的。鲁侃对于罗马在内战前的情形说得极是！
从此来了噬人的重利，贪馋的利率奔向结帐之日；
从此来了动摇的信用，和那于多人有利的战争：
这个“于多人有利的战争”就是一种确实无讹的朕兆，表明一个国家将有叛逆和变乱。并且假如这种上流阶级底贫乏与破产和普通人民底穷困连在一起的话，那末祸患是近而且大的。因为肚子底作乱是最厉害的作乱也。至于怨愤，它们在政治团体之中就有如人底肉体中的体液一样，它们是会聚积一种异乎寻常的“火”而发炎的。为人君者切不可以这些怨愤之正当与否为衡量这种危险之大小的标准：因为那样就是把一般人想象得过于合理了；而他们其实是常常会拒绝于自己有益的事物的。也不可以这个为标准——就是怨愤所自生的痛苦在事实上是大是小：因为有几种怨愤其中的畏惧之情远超痛苦之感者，这种怨愤是最危险的。“痛苦是有限制的，而恐怖是无限制的”。再者，在严厉的压迫之中，那激刺人底耐性的事物同时却也能制伏勇气；然而在恐怖之中则不如此也。任何君主或国家也不要因为怨愤虽常有或久有而并无危险发生，因此对之不加提防：因为固然每一股水汽或雾气不一定就成为暴风雨，然而暴风雨，虽然往往会搅扰一阵就过去了，可是终久要大下一场的，西班牙成语说得好：“绳子终久要被最无力的拉扯弄断的”。
叛乱底原因和动机是，宗教改革、赋税、法律与风俗底变更、特权底废除、普遍的压迫、小人底擢升、异族底阑入、饥馑、散兵、趋于极端的党争、以及任何激怒人民使之为一种公共的目的而团结起来的事物。
关于叛乱底救济，有些普通的预防之策我们再说一说；至于专门的治疗，必须合乎特殊的病症；所以这个不能由理论处理，而必须留给朝议。
第一种救治或治疗的方法就是尽其可能地把我们以上说过的叛乱之物质原因取消，这个物质原因就是国内的贫乏。要达到这种杜绝乱源的目的就应当采取如下的方法：便利并均衡贸易；保护并鼓励工业；禁除游荡；以节俭令制止消耗与浪费；改良并垦殖土壤；调剂物价；减轻贡赋，以及类此的方法。就一般而论，应当预先注意使国内的人口（尤其是没有受战争底斫伐的时候）不要超过国内养人的资源。又人口也不可仅以数目来计算；因为一个较小而消耗过于生产的人口比一个较大而消费低生产多的人口其破坏国家更为迅速也。因此贵族及其他官爵底人口增加如果超过了与平民底人口增加的正当比率，这个很快地就能把一个国家带到贫困的境地；僧侣过多也能如此；因为他们都是不事生产的；同样地，人民之受教育者如果多过了可以养他们的官职的时候，也是如此。
类此，也应当记忆者，就是任何一国底财富之增加既必须靠在外国人方面取利（因为任何事物有得之者即必有失之者）那末只有三种东西是一国可以售与他国的：就是天然的物产；人造的物品；运输。因此，若是这三个轮子轮转不息，则财富将如春水一样地流通了。再者，事情往往如此，就是“工作胜于物质”，那就是工作和运输比物质为更有价值，更能增加国富；如荷兰人就是很显明的例子，他们是全世界享有最良好的地面上的矿产的国家。
最要者，要妥筹良策，使国内的珍宝钱财勿入于少数人之手，如不然者，一个国家可以有很大的财富而仍不免于饥饿也。金钱好似肥料，如不普及便无好处。要使它普及，主要就在禁止或严厉约束那些贪馋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