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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出生人口的
50％——和文化。穆斯林社区，不论是德国的土耳其人还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都没有融入所在国的文化，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将来会如此。让…玛丽？多姆纳克1991年说：“在整个欧洲，人们越来越担忧横跨欧洲文化线的穆斯林会形成欧洲共同体的第十三个国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评论移民问题：
奇怪的是，欧洲人的故意是有选择的。在法国，很少有人担心来自东方的入侵——波兰人毕竟是欧洲人和天主教徒。绝大部分人既不惧怕也不轻视非阿拉伯的非洲移民，故意大部分是针对穆斯林的。“移民”事实上是伊斯兰的同义词，而伊斯兰教目前是法国的第二大宗教。这一现象反映了深深植根于法国历史的文化歧视和种族歧视。
然而，从任何严格意义上说，法国人更是文化主义者，而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的立法接受了可以讲完美法语的黑非洲人，但是他们不能接受在校园里蒙着头盖的穆斯林姑娘。1990年，76％的法国公众认为在法国有太多的阿拉伯人， 46％认为黑人太多，40％认为亚洲人太多，24％认为犹太人太多。1994年，47％的德国人不愿意有阿拉伯人生活在他们的街区，
39％不愿意有波兰人，36％不愿意有土耳其人， 20％不愿意有犹太人作他们的邻居。在西欧，指向阿拉伯人的排外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指向犹太人的反犹太主义。
公众反对移民和对移民的敌意表现在针对移民社区和个人的极端暴力行动上，90年代初它已成为德国的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右翼、民族主义者和反移民政党的选票在增加，尽管为数不多。德国共和党在198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超过7％的选票，但在199O年的全国大选中却只得到2．1％。在法国，国民阵线在1981年时仅获得微不足道的选票，而1988年选票升至9．6％，此后在地区和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稳定在12％和15％。1995年，两个民族主义的总统候选人获得了19．9％的选票，国民阵线赢得了几个城市的市长职位，包括土伦和尼斯。在意大利，社会运动…国民联盟的得票率同样从
80年代的约5％升至 gO年代初的10％…15％。在比利时，佛兰芒集团国民阵线的选票在1994年的地方选举中增加到9％，该集团在安特卫普得到28％的选票。在奥地利的大选中，自由党的得票率从1986年的不足10％上升到1990年的15％以上，在1994年达到将近23％。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反对穆斯林移民的政党正是穆斯林国家中伊斯兰政党的影像。它们都是在野党，都谴责权力机构和政党的腐败，都利用经济困境，特别是失业问题，向种族集团和宗教集团发出呼吁，都攻击外国人在其社会中的影响，而且两者的极端主义分子都参与了恐怖主义和暴力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伊斯兰政党和欧洲民族主义政党在地方选举中往往都取得比全国大选更好的结果。穆斯林国家和欧洲国家的权势集团对这些事态发展作出了类似的反应。在穆斯林国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政府的取向、象征、政策和实践普遍变得更伊斯兰化。欧洲的主流政党则采用了右翼的、反移民政党的辞藻，并推行它们的措施。在民主政治有效发挥作用，而且存在着另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供选择的政党的地方，伊斯兰主义政党或民族主义政党的选票可望达到大约20％。只有当不存在可能代替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的政党时，反对党才能打破这个比率，正如阿尔及利亚、奥地利，以及在相当程度上意大利的情况那样。
90年代初，欧洲的政治领袖竞相对反移民情绪作出反应。在法国，希拉克于1990年宣布“必须完全停止移民”；内政部长帕斯卡于
1993年提出“零移民”；密特朗、克拉松和德斯坦，以及其他主流政治家也都采取了反对移民的立场。移民是 1993年议会选举中的主要问题，并明显地有助于保守政党的胜利。
90年代初，法国政府改变了政策，使外国人子女入法国国籍、外国人家属移民。申请避难，以及阿尔及利亚人获得法国签证变得更为困难。非法移民被驱除出境，警察和其他负责移民问题的政府当局的权力得到了加强。
在德国，科尔和其他政治领导人也对移民问题表示了关切，政府最重要的举动是修订了德国宪法第 16条（该条规定“为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提供避难），并削减了寻求避难者的福利。 1992年到德国避难的人数达 43．8万人，而
1994年只有 12．7万人。1980年，英国大幅度地削减了允许移民入境的人数，每年控制在 5万人左右，因而移民问题没有像在欧洲大陆那样引起严重的紧张情绪和反对。然而，1992－
1994年，英国再次将批准避难人数从 2万多人减至1万人以下。由于欧盟国家实现了边境开放，英国最为担心的就是非欧洲移民从大陆进入英国。在整个9O年代中期，所有欧洲国家都愈益坚决地将移民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不是完全禁止非欧洲移民的话。
在美国，移民问题成为一个紧要的问题稍晚于欧洲，且未引起那样紧张的情绪。美国从来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并自认为如此，它在历史上曾发展了同化新移民的非常成功的手段。此外，在 80和90年代，美国的失业问题远不及欧洲国家严重，害怕失业不是形成对待移民态度的一个决定因素。美国的移民来源也比欧洲更为多样化，所以担心被一个单一的外国群体所湮没的恐惧亦没有那样遍及全国，尽管在一些特殊地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两个最大的移民群体与美国的文化差距也不似欧洲的那样大：墨西哥人信奉天主教，讲西班牙语；而菲律宾人信奉天主教，讲英语。
尽管存在着上述因素，在1965年允许大量增加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的法案通过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的公众舆论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1965年，希望减少移民的人只占美国人口的33％；1977年占42％；1986年占49％；在1990年和1993年占61％。90年代的民意测验持续表明 60％或以上的美国公众赞同减少移民人数。尽管对经济的关切和经济状况影响了公众对移民的态度，但不论经济状况好坏，反对移民的人数都在持续增长，这说明了文化、犯罪和生活方式是使公众改变观点的更为重要的原因。一位评论家在1994年说道：“很多美国人，也许是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将他们的国家视为欧洲人定居的国家，因为他们继承了英国的法律，语言是（并将继续是）英语，他们的体制和公共建筑从西方的古典形式中获得了启发，他们的宗教具有犹太教一基督教本源，他们的伟大源于新教的伦理原则。”在被抽样调查的人中，有
55％的人认为移民是对美国文化的威胁，使反映了这些担忧。欧洲人认为移民威胁来自穆斯林或阿拉伯国家，美国人则认为他们的威胁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但主要还是来自墨西哥。在1990年的抽样调查中，当被问及美国来自哪个国家的移民太多时，认为是墨西哥的人常常是其他人的两倍，其次是古巴、东方（没有特指）、南美洲和拉丁美洲（没有特指）、日本、越南、中国和朝鲜。
90年代初，美国公众反对移民情绪的日益高涨引起了类似在欧洲发生的政治反应。鉴于美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右翼政党和反移民的政党虽未赢得选票，但反对移民的国际法专家和利益集团却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而且畅言无忌。人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350万…400万非法移民上，对此政治家们作出了反应。如同在欧洲一样，反应最强烈的是承担移民大部分费用的州和地方政府一级。结果，佛罗里达州1994年向联邦政府提出每年8．84亿美元的拨款要求，以支付教育、福利、执法以及其他由非法移民引起的开支，此后又有6个州提出同样的要求。加利福尼亚州的移民无论在绝对人数还是比例上都居首位。该州州长彼得？威尔逊极力主张不允许非法移民子女享受公共教育，拒绝给予非法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子女公民权，停止由州为非法移民支付紧急医疗费用，从而赢得了广泛的支持。1994年10月，加利福尼亚州以压倒多数通过了187法案，拒绝给予非法移民及其子女医疗、教育和福利待遇。
同样是在1994年，克林顿政府改变了其早期的立场，开始对移民实行严格控制：严格了政治避难管理制度，扩大了移民局，加强了边境巡逻，并沿墨西哥边界修筑了障碍物。1990年由国会授权的移民改革委员会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