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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青年在伊斯兰教复兴中打上了自己的印记。随着70年代复兴运动的发端及其在SO年代的加强，主要穆斯林国家的青年人比例（即15－24岁的人）大大增长，并开始超过总人口的20％。在许多穆斯林国家，青年人口的激增在 70年代和 80年代达到了顶峰；在其他国家将于下世纪初达到顶峰（表5．1）。所有这些国家实际的或预测的高峰，除了一个例外，均在 20％以上；预计沙特阿拉伯青年人口的增长在21世纪头10年达到高峰之前不会停止。这些青年人为伊斯兰教组织和政治运动提供了生力军。或许并非完全巧合的是伊朗人口中年轻人的比例在70年代急剧增长，在70年代后半期达到20％，而1979年恰好发生了伊朗革命；9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的这一数字也达到了这个高度，此时正值伊斯兰主义的伊斯兰拯救阵线赢得公众支持取得了选举的胜利。穆斯林青年人口的膨胀也出现了潜在的重大的地区差异（图5．3）。尽管必须谨慎地对待数据，但预计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青年人口的比例在世纪之交将急剧下降。另一方面，青年人口的激增在海湾国家将仍然会很高。1988年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说，对他的国家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在青年人中的兴起。）根据这些预测，这种威胁将持续到21世纪。
表5。1 穆斯林国家青年人口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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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2000－2009年 2010－2019年
皮斯尼亚 叙利亚 阿尔及利亚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巴林 阿尔巴尼亚 伊拉克 土库曼斯坦 马来西亚
阿联酋 也门 约旦 埃及 巴基斯坦
伊朗 土耳其 摩洛哥 伊朗 叙利亚
埃及 突尼斯 孟加拉国 沙特阿拉伯 也门
哈萨克斯坦 巴基斯坦 印度尼西亚
科威特 约旦
马来西亚 苏丹 伊拉克
吉尔吉斯斯坦
阿曼
塔吉克斯坦
利比亚
土库曼斯坦
阿富汗
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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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岁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高峰或预计达到高峰（几乎总是大于20％）的10年。在一些国家这个比例的高峰出现两次。
资料来源：见图5。2。
在一些主要的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叙利亚、突尼斯）20岁出头、寻找工作的青年人数量的扩大将持续到2010年左右。与1990年相比，在突尼斯，进入就业市场的就业者将增加30％；在阿尔及利亚、埃及和摩洛哥增长约50％；在叙利亚将超过100％。阿拉伯社会识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年轻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没文化的老一代之间的鸿沟，因此“知识和力量之间的分离”可能“会使政治系统处于紧张状态”。
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资源，因此来自人口密集和人口迅猛增长的社会的人们倾向于向外扩张，占领领土，向其他人口变动较小的民族施加压力。伊斯兰人口增长于是成为造成沿伊斯兰世界边境的穆斯林和其他民族之间冲突的主要因素。人口压力与经济萧条交织在一起，促进了穆斯林向西方和其他非穆斯林社会移民，使移民问题成为那些社会的突出问题。一个文化中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另一文化中人口的缓慢增长或停滞同时出现，会对双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调整产生压力。例如，70年代，前苏联的人口比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穆斯林人口增长了24％，而俄罗斯人口仅增长了6．5％，这在中亚共产党领导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注。幻同样，阿尔巴尼亚人的数量迅速增长也难以让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或意大利人放心。以色列人关注巴勒斯坦人的高增长率；西班牙本身的人口年增长率不到0．2％，它感到不安的是，它的马格里布邻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是西班牙的10倍以上，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是西班牙的大约十分之一。
挑战的变化
任何社会都不能无限期地维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亚洲经济的繁荣将于21世纪初的某个时间稳定下来。日本经济增长率于70年代中期大大下降，此后也没有明显地高出美国和欧洲国家。其他出现亚洲“经济奇迹”国家的增长率也会下降，接近于综合经济中保持的“正常水平”。同样，任何宗教复兴或文化运动都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在某一时刻伊斯兰复兴运动将平息或消失在历史中，如果为其提供人力的人口推动力在ZI世纪的前20和30年减弱，那它就极有可能发生。到那时，好战者、老战士和移居者的队伍将缩小，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和穆斯林同其他民族（见第十章）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可能会减少。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关系虽不会变得密切，但冲突会减少，准战争（见第九章）可能会让位于冷战，甚至可能是冷和平。
亚洲的经济发展将留下一份遗产，即更富有、更综合的经济，对国际事务相当多的参与，成功的资产阶级和富裕的中间阶级。这些可能导致更多元化的和可能更民主的政治，然而这种民主政治未必更亲西方。相反，力量的增强将促使亚洲在国际事务中继续维护自己的权力，并努力以与西方不同的方式指导全球趋势，脱离西方的模式和规则而重塑国际体制。伊斯兰教的复兴像包括基督教改革的同类运动一样，也将留下重要的遗产。穆斯林将更深刻地意识到他们所共有的东西和把他们区分于非穆斯林的东西。新一代的领导人不一定是原教旨主义者，但将比他们的前辈更信奉伊斯兰教。本土化将加强。复兴运动将在社会内外留下一个伊斯兰主义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组织构成的网络。复兴运动也将表明伊斯兰教是对道德、认同、意义和信仰问题的“解决方法”，但并不是对社会公正、政治压制、经济落后和军事弱小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些失败可能会产生对充当政治角色的伊斯兰教的广泛的幻想破灭，产生对其不利的反应并导致寻求对这些问题的替代的“解决方法”。可以想见，甚至可能出现更强烈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为伊斯兰的失败而谴责西方。或者，如果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继续发展，它们可能会在发展方面提供一个“伊斯兰模式”，以此与西方和亚洲的模式相竞争。
无论如何，未来几十年亚洲经济的增长将产生使西方所支配的现存国际秩序不稳定的深刻影响，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还将使各文明的均势发生巨大变化。此外，印度可能开始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作为影响世界事务的一大竞争者而出现。同时，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将成为使穆斯林社会及其邻国不稳定的因素。大量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将继续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人力，并助长穆斯林的好战性、军国主义和移民。结果，在21世纪最初几年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
第三部分 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
第六章 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
寻求结盟：认同的政治
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似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
冷战时期，一个国家可以不结盟，许多国家是这样；也可以改变结盟，从一方倒向另一方，有些国家是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可以根据他们对安全利益的认识、对均势的估计及意识形态的优先考虑来作出选择。然而，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尽管一个国家在冷战中可以避免结盟，但它现在不可能没有认同。“你站在哪一方？”的问题被更基本的“你是谁？”的问题所取代，每个国家都必须作出回答。文化认同的答案确定了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敌人。
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儿？”这些问题不仅对那些努力创建新的民族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中心问题，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对更一般的国家来说也是中心问题。90年代中期，激烈讨论民族认同问题的国家还有：阿尔及利亚、加拿大、中国、德国、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