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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运动成功地主导了反对派，并成功地使自己成为现存政权唯一可行的替代物，这种成功也得到那些政权政策的很大帮助。冷战期间时而有许多政府，包括阿尔及利亚、土耳其、约旦、埃及和以色列，鼓励和支持伊斯兰主义者抵制共产主义或敌对的民族主义运动。至少直到海湾战争之前，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向各类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主义集团提供了巨额资助。伊斯兰集团主导反对运动的能力也由于政府对世俗反对运动的镇压而增强了。原教旨主义的力量一般与世俗的民主政党或民族主义政党的力量成反比，而其力量在诸如摩洛哥和土耳其那样的允许某种程度多党竞争的国家比在那些镇压所有反对派的国家要弱。然而世俗反对派比宗教反对派更容易受到镇压。后者可以在清真寺、福利组织、基金会和其他政府感到不能镇压的穆斯林机构组成的网络内部或背后活动。自由民主主义者没有这样的保护层，因此更容易被政府控制或清除。
为了预先控制伊斯兰主义趋势的增长，一些国家的政府扩大了在国家所控制的学校里的宗教教育，而这种教育常常受到伊斯兰主义教师或观点的支配，政府还扩大了对宗教机构和宗教教育机构的支持。这些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信奉伊斯兰教的证据，而且政府通过对它们的资助，扩大了对伊斯兰教机构和教育的控制。然而这些也导致了大量学生和人们接受伊斯兰价值观的教育，使他们更容易接受伊斯兰主义的号召和受为伊斯兰主义目标而奋斗的好战的毕业生的吸引。
复兴运动的力量和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号召力导致政府提倡伊斯兰制度和习俗，并把伊斯兰的象征和习俗纳入了其政权。在最广泛的层次，这意味着确认或再确认它们国家和社会的伊斯兰特征。70和80年代，政治领袖急于使其政权和自己认同于伊斯兰教。约旦国王侯赛因确信世俗政府在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前途，他谈到建立“伊斯兰民主”和“使伊斯兰教现代化”的必要。摩洛哥国王哈桑强调他是穆罕默德的子孙和他作为“信徒的指挥官”的角色。文莱的苏丹先前并不因推崇伊斯兰习俗而知名，后来却变得“日益虔诚”，并把他的政权确定为“马来人的穆斯林君主政体”。突尼斯的本？阿里开始经常地在演讲中祈求安拉保佑，并“把自己包裹在伊斯兰的长袍下”，以制约伊斯兰教集团日益增长的吸引力。90年代初苏哈托明确采取了“更加穆斯林化”的政策。在孟加拉国，“世俗主义”原则于70年代中期被从宪法中删除；到90年代初，土耳其世俗的、基马尔主义的认同首次面；临严重挑战。向了突出自己对伊斯兰教的信奉，政府领袖如奥扎尔，苏哈托，卡里莫夫，都急于去朝圣。
穆斯林国家的政府也按照伊斯兰化的法律行事。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法律概念和习俗被纳入了世俗法律体系。相比之下，马来西亚由于拥有大量非穆斯林人口，因而实行了两套相互独立的法律体系，一套是伊斯兰教的，另一套是世俗的。在巴基斯坦，齐亚？哈克将军执政期间，政府进行了广泛的努力以使法律和经济伊斯兰化。它引入了伊斯兰教的刑罚制度，建立了伊斯兰教教法法庭体系，伊斯兰教教法被宣布为该国的最高法律。
像其他全球宗教复兴的表现一样，伊斯兰教的复兴既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把握现代化的努力。其潜在原因是那些造成非西方社会的本土化趋势的一般因素：城市化，社会动员，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通讯和媒体应用的加强，与西方和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的扩大。这些发展破坏了传统的乡村和氏族纽带，造成了异化和认同危机。伊斯兰教的象征、信奉和信仰满足了这些心理需要，伊斯兰福利组织满足了穆斯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和经济需要。穆斯林感到需要回复到伊斯兰教的观点、习俗和体制，为现代化提供指导方向和动力。
人们认为，伊斯兰教的复兴也是“西方权力和特权衰落的产物……当西方放弃了其全盘支配地位后，它的理想和体制也失去了光采”。更具体地说，复兴运动为7O年代的石油繁荣所刺激和推动，它大大地增加了许多穆斯林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并改变了它们与西方之间存在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正如约翰？凯利当时所评论的，“对沙特人来说，使西方人遭受屈辱的惩罚无疑使其倍感满意；因为这些惩罚不仅是沙特阿拉伯权力和独立的表现，而且也正像他们想要显示的那样，显示了他们对基督教的轻蔑和伊斯兰教的杰出。石油资源丰富的穆斯林国家的行为“如果放在其历史的、宗教的、种族的和文化的环境里，就不过是使基督教的西方屈从于穆斯林的东方的大胆尝试”。沙特、利比亚和其他国家的政府用它们的石油财富来刺激和资助穆斯林的复兴，穆斯林的财富导致它们由对西方文化的狂热转向倾心于自己的文化，并愿意在非伊斯兰社会中坚持伊斯兰教的地位和重要性。正如西方的财富以前被看作西方文化优越的证据一样，现在石油财富也被看作是伊斯兰教优越的证据。
石油涨价所提供的动力80年代开始消失，但人口增长是一个持续的动力。东亚的崛起被惊人的经济增长率所推动，而伊斯兰教的复兴是被同样惊人的人口增长率所推动。伊斯兰国家人口的膨胀，尤其是在巴尔干、北非、中亚，大大超过了其邻近国家和世界的一般水平。1965至1990年，全球总人口从33亿增加到53亿，年增长率为1。85％。穆斯林社会的增长率几乎总是在2。0％以上，常常超过2．
5％，有时达3． 0％以上。例如，1965至1990年，马格里布地区人口的年增长率为2．65％，从2，980万人增加到5，900万人，阿尔及利亚人口以每年3．0％的比率递增。同一时期，埃及人口的增长率为2．3％，由2，940万增加到5，240万。在中亚，1970－1993年间，塔吉克斯坦的人口增长率为2．9％，乌兹别克斯坦为26％，土库曼斯坦为25％，吉尔吉斯斯坦为1．9％，但人口几乎有一半是俄罗斯人的哈萨克斯坦增长率仅为1．1％。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年人口增长率超过2．5％，而印度尼西亚年增长率是2．0％以上。总之，正如我们所提到的，
1980年穆斯林可能构成世界人口的18％，而在2O00年可能将超过20％，在2025年达到30％。
马格里布地区和其他地方的人口增长率已达到顶峰并正开始下降，但人口增长的绝对数仍将很大，在整个21世纪上半叶人们都将感觉到这一增长的影响。未来若干年里，穆斯林人口中年轻人口多得将不成比例，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人口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激增（图5．2）。此外，这个年龄组的人将大部分是城市人口，并且至少受过中等教育。人口规模与社会动员的这一结合具有三个重大的政治后果。
首先，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历史上，存在着大批年轻人的时期往往与发生这类运动的时期重合。据说，“基督教新教改革是历史上杰出的青年运动的范例之一。”杰克？戈德斯通曾令人信服地论证说，人口增长是17世纪中叶和18世纪末发生在欧亚大陆的两次革命浪潮中的主要因素。（注。。）西方国家青年人口引人注目的扩大与18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民主革命时代”在时间上相吻合，19世纪成功的工业化和向外移民减轻了欧洲社会青年人。对政治的冲击。然而
20世纪 20年代年轻人的比例再度增长，为法西斯和其他极端主义运动提供了生力军。40年之后，二次大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在60年代的示威和反抗中发挥了政治影响。
伊斯兰青年在伊斯兰教复兴中打上了自己的印记。随着70年代复兴运动的发端及其在SO年代的加强，主要穆斯林国家的青年人比例（即15－24岁的人）大大增长，并开始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