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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第二个问题，这个案件揭示出来的道理是，当受害人得不到充分赔偿的时候，开发商是合适的损失承担者，这既可以说是一种公平的归责原则，也可以视为一种公共政策。早期的判例法很少抽象地探讨公共政策和公平正义问题。虽然从法哲学的角度看，法律与正义如同一对孪生兄弟。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法学家和法官都喜欢用公平正义来解释新的公共政策。有的法学家把这种法律正义观直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有两个基本的正义，一是分配个正义，二是矫正的正义。如果张三投资99元，李四投1元做买卖，后又挣了100元，这新挣的100元怎么分？如果张三99元李四1元，那么就合乎分配的正义；如果张三50元李四50元，那么就合乎矫正的正义。70年代的法学家把这个分配的争议来解释侵权行为法的道德基础，在侵权行为发生前，张三李四是平等的。张三打了李四，意味着张三获益，李四受损，张三李四之间的比例失衡；为了新的平衡，就需要矫正，法律正好就是这样一个合适的矫正器。本案法官是与这种思潮有关联的，不同的是，法官没有抽象的说教。他分析到了几个法律的基本原则，首先，在无过错的两人之间，应该由有能力的人承担责任；其次，谁受益谁承担赔偿责任；再次，谁有控制权谁承担赔偿责任。法官视这些为一种公平。具体而言，法官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因素，即成本的分摊、损失的最小化和受益人消化风险。
第八部分“借用人员规则”
张三是甲公司的雇员，甲公司将张三和他开的车一并出租给乙公司。张三在为乙公司工作的时候，张三受伤，他应该找甲公司赔偿呢？还是找乙公司赔偿？谁是出租期间张三的老板？这个案件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看具体真实的案件。
原告是一家叫做清水钻井公司的职员，他为公司铺设水管。被告是一家设备租用公司，它向清水公司出租挖掘机及操作人员。两家公司租用合同规定，被告公司向清水公司提供挖渠所需要的设备及其操作员，设备和操作员的租借报酬以小时计算。清水公司要求渠深达6英尺，挖掘机操作员警告说，如果如此深的沟渠得不到支撑的话，就会有危险发生坍塌，但清水公司仍然坚持要求操作员继续挖掘。最后，沟渠坍塌，原告受伤。原告将被告告上法庭，他认为操作员的过失挖掘行为导致了他的伤害，而被告是该操作员的雇主，被告因此要承担替代责任。审判法院作出了有利于被告的判决，理由是：操作员虽然是被告的职员，但在本案中，他实际上是在为清水公司工作，因此被告对操作员的过失不承担替代的责任。原告上诉，最后上诉到阿拉斯加最高法院，马修大法官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大法官说，本案件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是雇主对其职员的替代责任。按照传统的理论，如果雇员在履行职务行为的时候造成了他人的损害，那么雇主要承担赔偿的责任，有时这个规则被称之为“长官负责制”理论。现代的观点是，一个企业都有不可避免的损失，雇员过失行为导致的损害，实际上是企业的一种商业成本。因此，一个职员的过失行为导致了他人的损害，企业就应该承担这部分损失。不过，这个理论也存在着例外，本案涉及到的“借用人员规则”就是一个例外。一个公司将其职员借给另外一家公司使用，如果这个职员造成了他人的损害，那么由哪一个公司承担替代责任呢？一般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该职员被认为是在为借入公司工作，因此应该由借入公司承担替代责任，而不是由借出公司承担责任。即使该职员仍然是借出公司的职员，仍然由借入公司承担责任。
有时一个职员同时为两个公司行为，借用规则适用的时候，一般只能够由一方承担替代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确定由哪个雇主承担责任？大法官分析了两种判断的尺度。按照传统的方法，法院要依据“控制”因素，也就是职员在履行职务行为的时候，谁控制着职员的行为？其理论根源在于“有控制权的人有义务避免损害的发生”。但在实际上，两个雇主可能都对该职员的行为有控制力。比如，一般雇主有权解雇该职员，而特殊雇主有权控制该职员的具体行为。当法院强调一般控制权的时候，一般雇主要承担替代责任；当法院强调特殊控制权的时候，特殊雇主要承担替代责任。因为几乎在所有的案件中，一般雇主和特殊雇主都对该职员有控制力，因此最后的结果就要依赖于法院在具体案件中所愿意强调的因素。另外一种方法是确定“利益”因素，也就是看该职员的行为使哪一个雇主受益？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因为在具体的案件中，一个雇员的行为总是同时增进了两个雇主的利益。
在分析了现有规则不足之后，大法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借用规则之下，确立“单一”的责任是不恰当的，由此应该引进“连带和补偿的原则”。依照这个原则，损害赔偿要在相关当事人之间合理地分配。这种责任不再是单一的责任，而是双重的责任，这个规则的应用虽然并非易事，但它的确直接提供了可行的方案。大法官引用法学家的观点和相关先例来支持这个双重责任原则。
基于以上的分析，大法官最后的结论是：修改下级法院的判决，发回重审。
大法官在这个案件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给了法律的指导。这些指导至少涉及到了三个方面的原则和规则：第一，雇主的替代责任，第二，借用人员规则，和第三，单一责任和双重责任。对于第一个问题，一般原则我们已经在前面案件中反复提及，这就是，雇员的职务行为导致了损害，其雇主要承担替代责任，责任的基础早期是基于代理关系，晚些时候是考察商业企业应有的成本和收益，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公共政策和公共正义。但是，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在实践中，其适用会碰到千差万别的具体问题，“借用人员规则”就是一个例外。后两个问题就是涉及到这个问题。一般而言，借用人员造成了损害，应该由“工作时实际上的雇主”承担替代责任。如何确定这个雇主，本案大法官列举了两个判断尺度，一是“谁有控制权”？二是“为谁的利益”？但是，这两个尺度在实践中也难把握，因为此类标准同样抽象。因此，大法官中最后采取的“连带责任”或“双重责任”，只不过是一个折衷的办法。这种多方面考察认定“老板”的方法，是英国法和美国法共同的发展趋势。
上面这个案件是美国的案例，我们来看看英国的情况。在一个1968年的案件中，法官认为，确定雇主和雇员关系，可以从这样三个方面来看：第一，雇员同意他将为雇主提供劳动和相关技术，与次对应，雇主给雇员工资或者其他报酬。第二，雇员明确和隐含地表示同意受雇主的控制。第三，合同的其条款与雇佣合同相一致。在借用规则方面，贵族院有一个1947年的典型案件。这个案件的事实是，甲公司雇佣了张三开起重机，甲公司把张三和起重机租给乙公司。甲与乙两家公司合同约定，张三是乙公司的雇员。但是，甲公司仍然给张三开工资，并有权辞退张三。张三工作的时候过失伤害了他人。问题是：谁为张三的侵权行为“埋单”？也就是问：谁是张三的雇猪？贵族院提出了如下的原则：第一，甲公司与乙公司的合同条款不是决定性。第二，甲公司负举证责任，来证明张三是乙公司的雇员。第三，如果只是出租劳务，那么租借者是雇主；如果劳务和设备一并出租，那么就很难说租借者能够控制设备使用的方式。最后，贵族院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