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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富裕本身不是一种恶意，还可以是一个好的动机；法律上的恶意是一种没有合理性的行为，或者是一种没有借口的故意的不当行为。这个“不当行为”意味着，“除非是平等权或优先权”，如果该行为侵犯了他人，不当行为人就应该予以赔偿。法官说，在本案中，被告获取和使用了他人的秘密合同信息，违反了通常的竞争惯例，而法律不允许也不支持违反公平的竞争。法院的角色不仅仅是司法地制裁侵权行为，更重要的是提出商业道德和注意的标准。我们要采用一种较高的标准，以有利于保护无辜的商业活动者。最后的结论是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
这个案件属于一种“经济侵权行为”，本案的特征是被告的行为侵犯了竞争对手的利益。这类案件的难点在于如何区分“正当的商业竞争行为”和“损害他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一般原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鼓励竞争，但是竞争也存在着必要的限制，这个限制是：当你从事竞争活动的时候，你不能够恶意地损害竞争对手的利益。正当的商业竞争行为不发生侵权行为，比如合理地降价折扣，禁止自己的雇员与竞争对手交易。即使竞争的结果使竞争对方破产或者将竞争对手排除出社区，他的行为也不产生侵权行为责任的问题。但是，“恶意”的“不当行为”者要承担责任，因为恶意行为人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秩序。在上述案件中，被告不正当地获取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并不正当地利用了这个秘密，就构成了一种侵权行为。
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已经有了成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将“不正当竞争”定义为：经营者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秘密的定义书：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列举了三种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第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第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第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另外，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前面列举的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有法律是一回事，法律是否得到遵守和适用则是另外一回事。到2003年，《反不当竞争法》实施了十年，中国相关官员的评价是：10年来，反不正当竞争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其立法和执法工作存在一定的问题。执法不到位的问题比较严重，各地反不正当竞争工作开展不平衡，影响了行政执法工作的深入开展。突出表现在：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调整范围、执法手段、法律责任等方面规定的不足日益凸显，影响了该法作用的发挥；部门法律肢解《反不正当竞争法》现象十分严重，并有日益加剧的趋势；行政执法还没有完全到位；《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影响力，经营者的竞争法律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法律活动还停留在立法和执法的层面上。如果法官对此类问题没有最终的裁判力，没有形成一整套相应的适用规则，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远没有达到“法律的统治”。
第七部分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上一个案件我们谈的是窃取商业信息构成的侵权行为，这个案件我们来看商业秘密本身的法律保护的问题，原告公司花了二年多的时间研制出一台制造柔软金属筒的机器，该产品的用途是保护电话线。原告向西电子公司提供这种柔软筒，是它的主要供货商。原告将此机器单独地放在他的工厂隐密的地方，只让那些必须用它的工人们才使用该机器，该机器没有申请专利。被告公司也想研制一台相似的机器，因此雇佣了原告以前的二位雇员，这二个人曾经使用过该机器。利用原告这两个前雇员所提供的信息，加上原告的一些草图和废弃的机器部件，四年之后，被告生产出了这种机器，后来取代了原告的地位，成为西电子公司金属筒的主要供货商。被告公司的一位前雇员对被告公司不满，给原告公司提供了被告机器的照片，照片显示出被告的机器几乎与原告的机器完全一样，他还给原告提供了另外一份关于机器构造的说明书。原告提起了侵权行为诉讼，指控被告通过非法方式不当地占有了原告的商业秘密。原告要求禁止被告停止使用该种机器，并要求赔偿，贝克法官作出了判决。
法官引用了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757节，该节对商业秘密的描述是：商业秘密可以包括公式、方案、设备或信息的编辑，在商业活动中它可以带来其他竞争者所不能够得到的的利益。一般地讲，它与产品制造的机器或公式相关联。商业秘密的主题是秘密的，公众的知识或一般的工业知识不能成为商业秘密；如果一个产品完全显示出了它的特征，这个产品也不能成为商业秘密。本质上讲，一个商业秘密只在它被运用于特定的商业活动中的时候，它才被人所知晓。商业主将该秘密交予他的雇员使用，并不丧失该商业秘密得到保护的权利。法官说，商业秘密的秘密性不必定是绝对的，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必须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向无关的当事人公开。秘密的含义是：不使用不适当的手段，其他人很难获得该信息。
法官进一步分析道，一个商业秘密可以是某种特征和元素的联合，虽然该联合的每个部分本身都可能是公共的知识，但是特定的联合便产生了有竞争力的利益；这种利益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精密的构形、排列、和元件特征的集合，使原告的机器具有一种特殊性，该特殊性就充分地构成一个商业秘密。法官说，一个雇员当他终止与其雇主的雇佣关系之后，他有权带走“受雇期间有用技巧、经验和知识”，但是，一个雇员无权带走和公开其雇主的商业秘密或秘密的程序。该雇员隐含地承担一种保守秘密的责任，他的这种保密义务甚至高于他们之间的雇佣关系。
被告公司认为，他可以通过一种称之为反向工序或者其他方式设计出他的机器，他的机器是他自己独立设计出来的。反向工序是一种程序，它意味着通过分析一个完成了的产品，反过来设计出能够生产出这种产品的机器。法官明确反对被告的这个说法，法官的看法是，被告公司制造出该机器，不仅使用了反向工序的方法，而且应用原告两个前雇员的知识，这两个人以前使用过原告公司的机器。通过原告前雇员的知识和原告公司的草图，以及通过直接组合原告公司的转筒产品，被告才最终完成他自己的机器。
根据以上的理由，法官说法院将发出一个期限为16个月的禁止令。在此期间，被告不能够使用其机器，并要证明他使用反向工序的方法可以和如何将机器制造出来。
这是一个保护商业秘密的案件，法官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商业秘密的含义、范围和受到法律保护的理由，以及雇员保守雇主商业秘密的法律义务。
关于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理由，存在着两种相互冲突的理论。一种理由是所谓“雇主与雇员的忠诚关系”，著名的霍姆斯大法官就持这种看法，他认为，商业秘密保护的基础是当事人之间的“忠诚关系”，商业秘密不是一种知识产权。这种观点现在被认为过于老套，充分反映了霍姆斯这个清教徒后裔的道德观。商业社会的发展，克制、勤勉、节俭的品德抵不过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的冲击。正如同韦伯所说的那样，清教伦理孕育出了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但是进入了19世纪以后，克制与节俭让位于功利主义。“雇主与雇员的忠诚”不足以保护商业的秘密。
另外一种观点是“财产权”的观点，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认为，商业秘密是一种“财产权”。依照此种看法，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理论基础，不仅仅是违反了忠诚关系，而且是不当地使用了原告的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