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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叫阿德森的法官则对这个案件有个的精彩评论：“惟一稳妥的规则是：将获得补偿的权利限定于合同的当事人；如果我们走出了这一步，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走出50步”。最后的结论是：判定被告胜诉。
这是发生于1842年的一个英国著名的案件，这个案件确立了“法律上相互关系”的规则，这个案件所确立的这个规则，经常被后来的英美国家法官所援引。这个规则是讲，即使被告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存在着过失，他只对合同的相对方承担合同违约的责任，他也不对非合同当事人的第三人承担侵权行为责任。这个原则蕴涵的道理是，法律不能够走得太远，如果确立合同对非合同当事人承担责任，那么诉讼将是无限的，赔偿也是无限的。
在侵权法的早期，不存在过失中的“注意义务”概念，只是在医生/病人、渡船主/旅客和铁匠/顾客关系中，法律才确认他们之间的注意义务。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案件所确立的规则越来越受到批评，因为这个规则也存在着不公正，这个规则应该严格地限定于“合同履行的失职案件”；而且，随着危险财产的责任、危险物的责任以及产品责任这些近似于严格责任出现之后，这种基于法律上相互关系理论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小。社会学家认为，这个规则的变化，实际上归功于工业革命之后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变化。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和哲学主导的观念是，在法律责任问题上，合同法在法律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意味着，除非自己同意，一个人不能够被强加上一个责任。侵权法的责任是一种法律外加的责任，不是当事人按照自己意愿承担的责任，因此，在这个时期，侵权法扮演着次要的角色。应该说，本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法官支持了被告，否定了原告。在英国，这个规则一直沿袭到1932年，也就是“姜啤酒”案件。
一个隐含且更为麻烦的问题是合同责任与侵权行为责任的竞合的问题。从外表上看，合同法与侵权行为法的界限是明确的，前者是双方当事人为了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达成的协议，后者是一方当事人侵犯另外一方当事人而产生的法律的责任。但是，在一个具体的案件中，有时难以确定他们之间到底是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或者说，很难确定被告应该承担合同的责任还是侵权行为的责任。美国的普洛塞教授曾经列举了七个方面的差别，其中重要的有：第一，法律所设立的义务是侵权行为的义务；第二，履行诺言的错误行为或者过失行为导致了身体伤害和有形物的损坏，行为人同时承担合同的责任和侵权行为责任；第三，无形经济损失的补偿一般由合同法确定；第四，如果行为人许诺去做、但他没有去做、且他也没有义务去做，那么他的不作为行为不发生侵权行为责任。但是，这都是理论上的区分；在实际中，一个案件可以同时存在着合同的责任和侵权行为的责任，我们看下一个案件。
第七部分违约和侵权
一栋楼房起火，消防队赶来救火，搭起了高架水枪，可惜放不出水，后来查明，供水公司提供的水量过小，压力不够。受损的楼房住户状告自来水公司，他们可以得到赔偿吗？看这样的具体案件。
被告是一家自来水公司，它与市政府签订供水合同。依照合同，被告为该市供水冲刷下水道和向街道洒水，为学校和公共建筑提供水源，为城市消防栓供水，还以合理的价格向市内的家庭和工厂供水。在合同的有效期内，一栋大楼着火。火势蔓延至临近的原告仓库，毁坏并烧掉了仓库及库内的货物。原告称，被告当时及时地得到了火势通告，但它没有提供或疏于配给充分和大量的水源。在火蔓延到原告仓库之前，被告提供的水也没有足够的压力来制止、抑制和熄灭火势，结果导致原告的损失。而按照合同和现有的设备，被告完全可以提供充分和大量水源以及必要的压力来遏制火势蔓延。原告称，因为被告没有履行它与市政府的合同条款，原告受到了损害，因此被告要赔偿原告所受到的损失。被告提出异议，初审法院支持原告，后上诉到纽约上诉法院，卡多佐大法官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卡多佐总结说，原告提起诉讼的理由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被告违约导致了原告的损害，第二，依照普通法，被告的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第三，被告违反了成文法。卡多佐依次予以分析。
首先，原告不能够以被告违反合同而提起诉讼。大法官说，一个城市没有法律上的义务来保护他的居民不受到火灾的损害。依此前提，即使立约人未按照他与城市的合同为消火栓供水，社会大众的一个普通成员也不能够提起一个合同责任的诉讼。例外的情况是，如果合同的目的是要给立约人加上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是讲，只要立约人违约而造成了损害，他既对城市负责，也要对公众的个人成员承担责任，那么社会的一个普通成员才可以提起合同责任的诉讼。但大法官说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目的的存在。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城市的每个合同都是为了公共的利益。但是，要使一个非合同正式当事人的个人有权利提起诉讼，就必须要求这个利益不是偶然的和次要的，而应该是主要的和直接的，这种主要性和直接性要达到立约人应该对该个人承担赔偿责任的程度。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种责任就会扩展到不合理的限度。比如，一个人立约人为一栋大楼提供原料供暖，假定大楼的一个的来访者发现没有原料，那么立约人也不对这个来访者担违约的责任。
其次，原告也不能够依普通法的侵权行为法提起诉讼。大法官说，一句古老的说法是：一个行为人即使是不计报酬地作出一个行为，如果他的确作了，那么他就要负有一种注意的义务。原告就是根据这个原则提起了诉讼。在这个类型的案件中，我们通常区分“违犯行为”和“失职行为”。在一个涉及不履行合同责任的案件中，不作为既有可能导致侵权行为责任，也有可能导致合同的责任。这时我们必须要弄清危害合同关系行为的性质，如果一个行为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不作为不是消极地减损了一种利益，而是积极地或者肯定地造成了伤害，那么就不再仅仅是一种合同的责任。因此，一个医师在免费动手术的时候过失地没有给手术工具消毒，或者一个工程师没有切断电源，或者一个汽车制造商没有充分地检查，那么他们都要承担侵权行为责任。疑难的问题永远是：不当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达到了导致伤害的程度，或者其不作为是否极大地阻碍了善德的实现。卡多佐说，本案原告要我们判定：被告与市政府有合同的事实就意味着它要对城市的每个成员承担责任，如果不提供充足的水源，被告就要承担侵权行为责任。但是我们认为如此扩展责任范围是不合适的。比如，一个煤炭零售商没有及时给商店供煤，我们不能够认定他要对商店的每个顾客承担侵权行为责任。
最后，卡多佐也否认原告可以依照成文法对被告提起违反成文法的诉讼，他认为，成文法并没有扩大被告的合同和侵权行为责任。因此，他没有给自来水公司供水，并不能够成为第三人的诉讼依据。最后的结论是否定原告的诉讼请求。
又是卡多佐，又一个美国的名案。这个案件是卡多佐大法官在“烟花爆竹”案件之后，同一年判定的另外一个著名案件。卡多佐在烟花爆竹案中确立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规则，将法律因果关系定义为“可预见性”，从而在侵权法中重新解释了许多一般的理论问题。而在本案件中，他更加具体地解释法律规则，为以后的判决提供了明确法律指导。
在判决书中著名的卡多佐既分析了合同当事人对第三人的合同责任，也分析了合同当事人对第三人的侵权行为责任，以及违反成文法的责任。在合同责任方面，合同当事人一般不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其理论的根据仍然是强调“合同法律关系”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如果原告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他就不能够要求立约人对他承担赔偿的责任。否则的话，法律责任延伸得太长，有可能出现苛刻的法律。他的前提仍然是，自来水公司服务的对象是大众而不是特定的对象，因此非合同的当事人就没有针对合同的诉讼权利。在侵权行为责任方面，他立论的基础依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