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英国，1987年曾经发生过一个类似的案件。原告摔倒去医院看病，医生用X光检查他的膝盖，但是没有检查他的臀部。5天之后，他重返医院，检查出了臀部的伤，发现臀部关节已经变形。原告因为医院五天前没有发现这处伤，由于医院的延迟使他臀部关节变形，对医院提起诉讼。医院则称，臀部变形是由于原告摔伤的结果，而不是医院的过失造成，也就是说，原告的损害与被告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判决，判定医院的过失导致原告25％康复机会，上诉院支持一审法院的判决，最后上诉到了贵族院。贵族院认为，这是一个因果关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损害的比例问题。这里需要原告证明，是因为被告的延迟才导致了他臀部关节变形。如果原告不能够证明这一点，他就不能够得到医院的赔偿。但是，关于“机会丧失”在法律上的地位，贵族院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这里，贵族院还是倾向于将这个问题停留在过失侵权的范围之内，不承认“机会丧失”是一种独立的侵权形式，不同于美国法的地方是，英国法认为医生的不作为有可能是病人病情恶化的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与通常不同的是，在这类案件中，贵族院把举证责任给了原告，让原告来证明被告的过失。
另外，“机会丧失”不仅仅局限于人身伤害，在商业领域中，经济机会的损失同样存在。比如，张三想买李四要出售的房子，张三找职业估价师王五咨询。王五因为过失给出了错误的判断和建议，张三因此没有购买李四的房子。后来，李四房子升值。张三认为，由于王五的过失，使自己丧失掉了一次发财的机会，于是把王五告上了法庭，让王五赔偿他可能获得的利润。这类案件，我们在本书后面的案件中还会碰到，法律上称为“预期经济利益的损失”。
第六部分医生保守秘密的界限
我们设想，在香港《无间道》中，梁朝伟去看他的心理大夫。在催眠状态中，梁告诉心理大夫他想杀死刘德华。心理大夫与梁和刘都是朋友，她犯了难：告诉刘德华吧，她没有尽到医生保守病人秘密的义务；不告诉刘吧，刘警官又有生命危险。如果你是那个漂亮的女心理大夫，你怎么办？我们看这个案件：朴塔是被告医院的一个病人，他在医院看病的时候，曾经向精神病大夫莫尔吐漏他想杀死塔梯安娜。在莫尔大夫的要求下，校园警察关押了朴塔；当病人他趋于正常的时候，警察将他释放。莫尔的上司鲍威尔森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为来限制朴塔的自由，也没有任何人警告过塔梯安娜的父母，让他们知道女儿的危险。二个月后，朴塔杀死了塔梯安娜。死者的父母将医院及相关人员告上了法庭。初审法院作出了有利于被告的判决，原告上诉，最后上诉到了加州最高法院。托布莱纳大法官代表多数出具了判决书。
大法官首先分析了被告对受害的注意义务。他认为，一般规则是，一个人的行为使另外一个人处于特殊的处境，当他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时候就会导致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害，那么他就有注意的义务来避免危险的发生。在应用这个基本原则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多种因素，比如原告受损的可预见性，原告受伤的肯定程度，被告行为和原告受伤关系的紧密程度，被告行为的道德意义，防止进一步伤害的公共政策等等。在所有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可预见性。为此，被告要约束自己的行为，要通告这种行为。按照普通法，只有当被告与危险人物或者受害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的时候，被告才具有法律上的义务。就本案而言，被告与病人之间存在着这样的特殊关系，但是不容易判断被告与死者之间存在着这样特殊的关系。原告称，被告与病人的特殊关系使被告有积极的义务来保护无辜第三人的利益；而被告辩称，设立对第三人的保护义务是不现实的，因为治疗师无法准确地判断病人是否会实施暴力，美国精神病学会及其他专业协会的报告也支持这样的说法。大法官认为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处理，一般的看法是，被告的注意标准是在相似情况下一个专业人员的合理标准。不过，本法院的看法是，当一个治疗师事实上已经确信一个病人有暴力伤害他人危险性的时候，他就有采取合理注意的义务来保护可能受到伤害的受害人。这里最终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政策的问题，治疗师不仅对病人负有注意的义务，他同样对可能受到损害的受害人负有注意的义务。
大法官其次分析了医生的豁免权的问题。被告称医生与精神病人之间有一种忠诚的保密义务，如果医生将病人的诊断和治疗公开，他就违反了这种秘密交流和保守秘密的义务。大法官承认，这种保密义务至为重要，但是，我们要衡量病人隐私权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在这个方面，立法机关已经解决了这个麻烦的问题。证据法典第1024节限定了医生…病人特权的范围：“当医生有理由得知病人的精神和心理状况对他自己、对他人或者对他人的财产存在危险性的时候，他就有公开有关信息的义务，由此来防止威胁和危险；这时，他们之间的特权不成立”。同样，美国医疗学会医疗伦理原则第9节规定，在保护医生与病人秘密交流权利的同时，更要保护其他公民和社会的公共幸福。大法官的结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生和病人之间交流秘密权要让位于公共利益。因此，被告不具有豁免权。
最后的结论是，撤消下级法院的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这个案件的第一个问题是：医生对病人所攻击的对象有没有一种注意的义务？在这个案件中，医院对死者有没有告之的义务。在《无间道》中，女大夫有没有义务关心刘德华的安全。用法律术语来表达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被告对第三人的法律责任问题。按照普通法，要使被告对第三人承担法律上注意的义务，有要求他们之间有特殊关系的存在，依此标准，医生对病人所伤害的对象不负有注意的义务。因为，如果要求大夫对普通人负有安全保护的义务，那么法律就对大夫加上了太重的责任，医生成为被告的频率就会增加。但是，有规则经济有例外，如果碰到特殊的情况，法官为认定被告存在着这种义务。在一般的情况下，要求被告与原告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在这个案件中，法官提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在法官看来，病人对某个特定人有着攻击倾向，涉及到他人的生命权，也涉及到公共的安全，因此，法官最后认定医院和大夫有义务来保护受害者，受害人利益包含着社会利益的因素。应该说，这是对传统普通法的一种发展。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判定医生与病人的秘密交流的特权范围，这个问题涉及到了保护病人隐私权与保护人们免受暴力伤害之公共利益的冲突，现代法律发展的趋势是公共利益优先。大法官在这个案件中判决的最终因素似乎是“社会公共政策”，而这个政策又是社会的公共利益。由此得出的法理学结论是：第一，社会利益取代个人利益是当代法律发展的趋势。在法律的历史中，法律所体现的价值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古代社会的法律，更多地保护社会和谐和整体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更注重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拿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人天生是个社会的动物，他注定要过社会的生活，他天生属于一个城邦；否则的话，他要么是个神祗，要么就是一个畜生。到了近代，法律更多地保障个人的利益和个人的权利，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谈过。而到了20世纪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法律既要保护个人的权利又要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这个特点，法律界称为法律的社会化，也就是说，法律要保护社会的利益。第二，侵权行为法中，公共政策对法官判案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公共政策问题，我们在上个案件已经涉及。这里不多说，要说的话，那就是：在医院—病人关系中，法官似乎总在偏袒医院，原因也许是医院不是盈利的机构，医院影响着整个人类的健康。医院是个神圣的地方，医生是“天使”。当然，这里是指制度健全的医院和医疗制度，在一个医疗制度不健全的社会里，医院和医生不具有这种“神圣性”。
第六部分“合理信赖义务”
警察的工作是维护公共安全，其日常工作的对象是大众，而不是一个特定的个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