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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个案件动摇了“合同相关性”的理论，这个理论被认为是英美合同法的基石。这个理论是讲，合同的义务和责任只发生在合同的当事人之间，合同之外的人不能够对合同提出任何法律上的权利，一个合同发生一个交易，合同履行后一笔交易即告结束，法律术语就是“货物出门，概不负责”。这个法律规则的好处是保证交易的高效率，因此一直得到商人的欢迎。在这个具体的案件中，被告制造商就认为，原告与被告以及啤酒零售商之间不存在着合同关系，因此她不能够对被告提出任何权利要求。如果是原告的那个朋友受到受害，也许会与被告发生法律上的关系，因为是原告的朋友而不是原告自己买的啤酒。也就是说，按照当时的法律，处于多诺休法律地位的人不能获得赔偿。因为她不是购买该啤酒的人，所以制造商的责任不能扩展而超出他的合同责任。但是，自从这个案件之后，“合同的相关性”不再适用，消费者和制造者之间即使没有合同，同样产生法律上的关系。
其次，这个案件还是后来英国产品责任的源头。使产品的制造商在人身伤害方面成为其产品的保证人。美国的产品责任法则是卡多佐法官于1916年判定的一个案件。那个案件的事实是，原告从零售商那里购买了一辆别克轿车，在开车的时候，汽车出现故障，他从车里摔出受伤。经查明，车轮用了有瑕疵的木料，在行车途中辐条粉碎。该车轮是别克公司从另外一家制造商购进，但证据表明，只要别克公司适当检查，就可以发现瑕疵。原告状告别克公司，别克公司以“合同相关性”予以反驳，同样的理由是，原告不是从别克公司买的轿车，与别克公司不存在这合同。关于瑕疵产品责任的理论，学者们一直有争论，一种说法是合同的瑕疵担保义务，也就是说，但制造商出售自己的产品时候，就默示同意保证产品的质量，当产品发生损害时，制造商就应该赔偿违约责任。另外一种说法是侵权行为法的“合理预见”义务，也就是说，制造商在生产起产品的时候，应该对合理地预见到其产品可能对消费者发生的损害，如果产品造成了损害，就可以证明制造商没有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因此应该承担侵权行为的责任。合同法的学者认为产品责任属于合同法，侵权行为法的学者认为属于侵权行为法，经济法的学者认为属于经济法。争论得一塌糊涂。
最后，在这个案件中，阿特金勋爵提出了他著名的“邻居公式”，这是以后所有过失侵权行为案件的基础。什么是过失？简单的说法就是：一个理智的人做了不理智的事，结果造成他人的损害，他应该对他的过失承担侵权行为责任。在接下来的案件中，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第三部分适当注意与不可预料
被告肯戴尔看见有两只狗在打架，他用一根4英尺长的棍子试图将两只狗分开。狗在撕打的过程中，狗冲向肯戴尔。他后退而背对着原告，扬起手里的木棍想打狗。木棍高举过肩，却不幸打中了原告的眼睛。原告对被告提起侵权行为诉讼。被告请求法官引导陪审团：如果被告尽到了通常的注意义务，而原告却没有注意，那么原告将不能得到补偿。法官给出了这样的引导，而将本案留给了陪审团。法官给出的引导是：“如果被告在打狗时是在做出一个必要的行为，或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他有义务去做的行为，如果他用一种合适的方式去做，那么只要他在打狗的时候尽到了通常的注意，他就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如果这不是一个必要的行为，如果他没有义务将狗分开，结果干涉了他人，那么被告要对此结果承担责任。如果他明显的采取了特别程度的注意，而事故仍不可避免，那么他不承担责任。这里所使用的词语不是以严格法律意义来理解，而是以通常的意义来理解。”陪审团在此引导下做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判决，被告提起了上诉。
著名的上诉法院法官肖认为，这是一个不法侵害的诉讼。它涉及到了“威胁”和“殴打”的诉讼形式。按照传统的普通法，一个人证明他遭受了另外一个人的“直接暴力”，就足以支持一个不法侵害的诉讼，这里，无须考虑该行为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是故意的、蓄意的还是粗心大意的。但是，对这种传统的看法，法官提出了新的思路。他引用格林莱夫的看法，指出在本案中，原告必须证明被告在主观上是非法的，或者说被告具有主观的过错。也就是说，如果发生的伤害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被告的行为也是无可指责的，那么他将不承担责任。如果一个纯粹偶然事故发生了，那么由此发生的伤害并不支持一个诉讼。这里，法官使用了“特别注意”一词，他解释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含义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强调了注意和谨慎的程度。特殊情况下的紧急状况，可能会要求一个普通注意和谨慎之人在那种情形下运用较高的注意程度以防止危险。在举证责任方面， “适当注意”要求由原告方承担举证的责任。在这个案件中，不管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都证明被告显然是在做一种合法的行为，他不是在故意打击和伤害原告。就本案而言被告不存在确有过错、过失、粗心或者欠缺谨慎的情况，而且原告也没有提出充分的证据来履行其举证责任，因此，被告就不能获得一种补偿。结论是命令进行一个新的审判。
这是美国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这个案件标志着法律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个案件确立了侵权行为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其在美国的重要性类似于姜啤酒案件在英国的地位。
从历史的角度说，早期的侵权行为法采取的是一种客观主义方法，有的学者称为严格责任时代。也就是说，不管被告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只要他对原告造成了损害，他都要承担责任。最早的侵权行为形式称为不法侵害，其中包括了对他人身体的不法侵害。这里的构成要素很简单：被告使用了力量，被告和原告身体上有接触。随后的发展扩展了其适用的范围，也就是，即使没有身体的接触也可能构成对身体的不法侵害，比如张三拼命摇树，李四从树上摔下来，两人在身体上没有接触，张三也构成侵权行为。史称“在相似情况下的不法侵害”。在这两个时期，侵权行为的确立，都不需要考察被告主观状况。
如果我们继续往前追溯，我们会发现侵权法实际上来源与古代社会的“血亲复仇”制度，或者称为同态复仇的制度。在这里，侵权法其实与刑法同源，有的法学家甚至认为犯罪法起源于侵权法。同态复仇制度的核心便是“以手还手，以足还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古巴比伦法，古以色列，古罗马法，古印度法，古日耳曼法，以及古代中国法都有着类似的规定。张三与李四发生冲突，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冲突，而是各自部落之间的冲突，为了维系部落的生存繁衍，必须以一个部落的力量对抗另外一个部落。以日耳曼法为例，李四被张三杀死，李四部落首领出面组织全部落对张三部落复仇。李四的尸体挨家挨户地被存放在门口，每家存放一晚，目的是激发起全部落复仇同仇敌忾的精神与气氛，最后李四部落浩浩荡荡奔向张三部落。在这样的情况下，冲突之间张三与李四的主观状态不具有关联性，重视的是客观结果，而不是主观的过错。反观中国古代法，一个方面，乡村社会家族报复不受到正式法律的约束，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另外一个方面，在官方的法律和法学家的理论中，考察当事人主观状态则至为发达。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史称“春秋决狱”之“原心定罪”。犯罪行为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看行为人主观上如何。到晋代律学的时候，张斐、杜预已经在《晋律》中区分了“故”、“失”和“过失”。在杀人中，区分出“谋杀”、“斗杀”与“戏杀”。可惜的是，中国法律永远没有从政治和道德的控制之下独立出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就仅仅停留在法律的技巧和法律的形式上。
古代西方法律这种不考察被告行为主观要素的情况有着致命的缺点，特别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这种方法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因为它给被告过重的责任。工厂主无法预料的事故会使他立即破产，而这样的事故却几乎无法避免。而且，在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