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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归根结蒂，我们无论如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摩西的宇宙起源学说并不是特意为他的立法而创立的，恰恰相反，这是立法者根据世界怎样创造，或者世界怎样在不断的创造中维持其生存的一种理论，把数字“七”贯穿于他的立法之中的。
但是，由于摩西把这种星相宇宙学说应用到他的立法上，他立法的根本思想就不那么清楚，不那么一目了然了。当人们读到我刚才引证的段落，以及跟上述段落相一致的《圣经》里的许多段落时，人们不得不承认安息日数字只是摩西运用的一种工具，而他立法的根本思想则是想在犹太人中间建立最大限度的平等。
这正是使数目“七”在希伯莱人中间变得那样神圣的道理。一方面古代科学中曾经使用它，借以统治世界：“数字统治世界。”另一方面，全部立法又再现了这个数字，好象立法是受这个数字支配似的。平民，平庸之辈，当他通过安息日概述犹太教义时，并未得出对犹太人虚假的观念。事实上，这正是他这种立法的深刻意义。这种立法形式上虽然简单，但从思想上归于一致这一点而言，它又是那么伟大，那么威严，那么连贯，那么系统，那么复杂。上帝是第七天的主宰，因为他在六天内创造了世界，在第七天休息：这是整座大厦的基础。但是既然他是时间的主宰，并为自己保留了第七天，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人类中间创立最大限度的平等和博爱：他愿意这样为人类继续创造；于是他觉得人类世界需要加以统治。由此便产生了全部祭礼；产生了上帝的安息日，即那些平等的节日。摩西的全部立法似乎就这样集中在对安息日的观察上。①但是，另一方面，犹太人民的法规的标志就是逾越节，我要反复说，把安息日祭礼和逾越节祭礼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一切又回到我所陈述的这个观念上，摩西只能在建立每年一度的逾越节后，用安息日进行补充。
①这个立法已被继承和沿用下来。不仅《圣经》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我们掌握了这方面的其他证据。犹太教教士们承认，从被俘返回后和返回第二圣殿后，五十年节确实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遵守安息年的做法一直沿用到犹太人彻底崩溃时为止。约瑟夫说，当亚历山大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大传教士若杜斯请求他宽恕犹太人，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法律生存，并免除他们第七年的赋税。萨马利亚人也向这位王子提出同样的请求，因为他们也遵守安息年的做法。《玛伽贝》首卷第六章中曾这样说，安底奥修斯·欧伯托尔坚持长时期围困茹代地区的贝特撒拉城，该城居民由于土地休息年，粮食歉收而被迫投降。约瑟夫就说朱利·恺撒强迫耶路撒冷居民，除了不能进行播种，得不到收成的安息年以外，年年向他缴纳贡品。他还说在爱洛特和索西宇斯围困耶路撒冷期间，该城居民处于粮食极度缺乏的恐慌之中，因为他们值逢安息年。塔西佗在我上述引证过的一段文字中：也证实了犹太人遵守第七年休息的做法。
总而言之，正象我对此探讨过的那样，犹太人的逾越节，虽然每年只庆祝一次，仍然具有和拉西第蒙的斐迪西一样相似的倾向，一般来说，具有和克里特古代立法的公共用膳的类似情况。在我看来，促使这两个法规趋向一致的思想既牢固又十分明显；这思想归纳如下：一国人民要成其为人民，公民之间必须建立某种共同体，建立平等和博爱；公民们应该平等相处，如同兄弟一般，象共同组成的一个家庭的整体；而博爱的标志，就是公共用膳。这就是摩西立法、米诺王立法和莱库古立法中都同样具有社会性萌芽的缘故。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样的社会性体现在以色列立法和希腊立法里也处于同一个水平；什么都还缺少：这里缺少等级阶层，那里缺少一种单一的民族，也可说一种单一的等级阶层。然而我说这两种不同立法的社会性是以一个类似标志和象征而体现出来的。我想我已经阐述得相当充分了。
《论平等》
勒 鲁著 王允道译
第十二章
埃塞尼人的圣体逾越节证实了同样的真理
从我们刚才对于犹太教逾越节的解释去看耶稣的圣体圣事，这中间毋须再走很多的路程。摩西立法实际上通向埃塞尼教派；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发展了的摩西法典成为埃塞尼教，而埃塞尼教又直接同基督教靠近。从摩西立法经由埃塞尼教再过渡到耶稣立法，或者换一种方式，用符号和信号来说明，从逾越节经由我乐意称之为埃塞尼人的圣体逾越节的形式，过渡到圣体圣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值得我们加以分析研究。如果不了解这种过渡，那么就难以理解耶稣对于摩西法典实行的变革；如果不了解这种过渡，同样我们就会忽略基督教圣体圣事和逾越节，以及犹太教安息日之间的紧密联系。
人们应该对于埃塞尼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持有一种观念，但这种观念并没有形成。人们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在犹太人中间，曾经有过一种和基督教十分相近的教派。人们把埃塞尼人看作和犹太僧侣类似；人们认为基督教修道生活的重要性与基督教要素相比是第二位的；同样，人们认为这些犹太教僧侣在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中其影响微乎其微。确实，他们不曾引起重大事件；他们不曾象希腊人或罗马人那样从事战争，进行征服；他们的书籍今天已全部散失，他们未能留下任何艺术建筑物：但是请问，他们是否因此而显得不重要呢？他们完成了摩西法典和基督教之间的过渡；他们直接产生了耶稣基督，由于这种原因，我们应该要比过去用更大的注意力和好奇心来考察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
我一直这样想：为什么基督教的敌对者没有从我们掌握的关于埃塞尼教派的可靠材料中提取更多的一些东西加以利用呢？一定是他们对于耶稣学说和法规的极端的蔑视使他们丧失了理智，以致于他们拾到了一件本可以很好利用的武器，却又弃置不顾，只因为这件武器原是从摩西法典那儿得来的，而他们对摩西法典就象对基督教本身一样看不起。但是犹太的法学博士们，这些貌似公正的作家，心里唯想到要解释历史现象这一任务，怎么又会对基督教的教义和奉行中产生的灿烂光芒视而不见呢？而基督教正包含在耶稣之前的犹太教之中。例如，最近出版的萨勒瓦多先生编写的《耶稣的一生》中，怎么只有寥寥几页提及埃塞尼教派，况且既缺乏真实性又缺乏精确性呢？这位作家的目的是要说明基督教从属于摩西法典，那他怎么毫不理解耶稣和这种犹太教派之间的紧密联系呢？我认为这仍然可用同样的方式加以解释。因为倘若犹太作家或犹太学学者真正理解产生于埃塞尼教派的思想，以便解释耶稣基督和他的著作，那末由此他们应懂得摩西法典不能够停滞不前，懂得萨多塞教是一种无能的错误，懂得法利赛教相反地和埃塞尼教都是摩西革命合理的和必然的发展，因而也应该懂得，耶稣可以说是最伟大和最后一个埃塞尼人，同样他的助手圣保罗可以说是最伟大和最后一个法利赛人。故而他们也应懂得，摩西著作经过法利赛教和埃塞尼教的改造，已合法地转化成耶稣和圣保罗的著作。因此他们也许会放弃他们关于摩西法典具有绝对完善的错误看法。至于那些无足轻重的作家和纯粹的解说者，因为他们的心灵和思想中缺乏任何理论，他们看不出埃塞尼教的任何价值意义是丝毫不奇怪的。还有，既然他们把历史的智慧贬低为一种已经灭亡了的、缺乏信仰的东西，他们当然看不到其中的光辉，甚至这是最灿烂的光辉。这也是丝毫不奇怪的。不管怎样，可以肯定，到目前为止，在历史的哲学中，未被理解的埃塞尼教只具有纯属轶事的性质。我再重复一遍，人们在埃塞尼人中间只看到修道士，在泰拉巴特·埃塞尼人中间只看到疯子；人们不想去发现他们的社会观念，它是一种宗教的、政治的，又是神圣的、人类的观念；在他们中间有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