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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剧，惨剧，由一个人导演出来，这个人便是雍正。
在处理整个案件的过程中，雍正的情绪与作为均有耐人寻味的反常之处。
当获悉曾静致岳钟琪的策反书时，雍正竟至反常地“惊讶坠泪”。他说：“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平心而论，雍正对社会上关于他的种种非议，应该有思想准备，也确实有思想准备。他清楚，“从来仇敌之人，造为诽谤，以泄其忿者往往有之”，这种人“必有怨望之词”。
人言可畏（2）
但是，其时已是雍正六年九月。
这个时候，非但允禟、允禩、允禵、允礻我等异己势力已被先后铲除，即使是年羹尧、隆科多等知情、又有可能影响皇权的前功臣也已先后伏法。而像曾静、张熙这样居于僻处穷乡、无书可读、消息闭塞的人，却了解或自以为了解宫廷斗争错综复杂的细节，而仍在指斥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雍正“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不料有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
对于岳钟琪与张熙假意盟誓的举动，雍正过份激动和感激，表现出近乎矫揉造作的反常。他在岳钟琪密折上批道：“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盟誓，再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生之理。朕嘉阅处实难笔谕。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阅之至。”“朕之诚实，卿必尽知，而卿之忠赤，朕实洞晓。朕惟朝夕焚香对天祖叩头，祝愿祈我良佐，多福多寿多男子耳。”
对于张熙、曾静投书案的处理，雍正小题大做得反常、故作大度得反常。雍正亲自主持编纂了四卷本的《大义觉迷录》，其中包括十道上谕、审讯词、曾静四十七篇口供、张熙二篇口供、曾静一篇《归仁说》等文件在内，逐条驳斥了加给他的十条失德之罪。他将此书刊刻颁发至府、州、县学，大张旗鼓地组织宣传学习。同时，雍正竟然力排众议，释放了曾静、张熙。他对宠臣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他对天下说：“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
事实果真如此吗？将张熙、曾静投书案与由之引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连起来看，可以发现，雍正辩解的重点在前者，惩处的重点在后者。雍正实际是制造了一个吕留良政治谋反案，将人们的视线，从雍正个人有没有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等具体问题，转移到“华夷之辨”、清朝统治中国的合理合法性之上，从而从大的角度证明自己继统的无可非议。雍正用心可谓良苦。
事情按照雍正的设想进展，事情的结局却不一定像雍正设想的那样。
的确，雍正本没有必要在大清国已巩固统治数十年、他本人已经当了七年皇帝的情况下，因为一个普通属下正常履行职责、支持了自己而感激涕零；因为几个无足轻重、空喊造反、手无缚鸡之力的穷酸秀才而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为自己辩护，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一段本来多数人闻所未闻的“秘史”，变成了家喻户晓的谈资，朝野上下、全国城乡全都知道了，原来还有雍正篡位及种种毫无根据的说法。而雍正喋喋不休、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辩解，却使更多的人产生“此地无银三百两”、“黑狗黑狗越描越丑”的感觉。
曾静张熙投书案、吕留良文字狱案在高压下顺利解决。雍正却由此陷入一种“身败名裂”的郁闷之中，并从未有过地计较看似无关紧要的舆论与声誉。
曾静张熙投书案结案两个月后，雍正下了决心，远离京东遵化马兰峪父祖的东陵，在京西河北易县营造自己陵寝的“万年吉地”。
与之同时，雍正“稍觉”不适。
该死的人已死，该清的账已清，该说的话已说。紫禁城的金顶依旧灿烂夺目，皇帝的宝座依旧是万民伏服、高入云端的集权象征。改变的只有宝座上的那个人——雍正，从年富力强，到老迈衰弱；从气吞山河，到心虚胆怯。这其间的转变，竟来得如此突兀。
翌年二月，雍正病重。
压力，使雍正心力交瘁。他顶着各方面巨大的压力，劳心劳神。他加上谋父、害母、弒兄、杀弟的罪名，无从分辨真假，时间长了，精神与心脏都承受不住了，雍正七年末八年初的那场病，实际是一个信号。因而，十三年（1735年），雍正死于心脏病突发或脑溢血——人们通常说的“中风”，应该是十分有可能的。
神秘的破三关（1）
雍正暴亡的原因是中风，这仅仅是一种可能，一种观点。对于雍正因病而故，官书记载十分简单，而且并没有言及雍正的病情。于是又有一种观点：雍正是炼服金丹而亡。
这一种观点的依据，是雍正去世前后一些使人费解的迹象。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凌晨子时，雍正去世。皇四子弘历（即乾隆）拜接雍正传位遗诏受命，当天，率诸王大臣奉雍正遗体自圆明园返回大内。
事起仓促，丧礼繁缛，嗣位、哭临……百事忙乱，应该是折腾了一日一夜。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事隔仅仅一天，嗣君乾隆帝忽然迫不及待又不合时宜地下了一道谕旨，曰：“皇考万几余暇，闻外省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虽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逐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行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彼等承蒙皇考及朕赏赐之御书、朱批、字迹等，一律交回，不许私藏。”
就是说，雍正于日理万机的闲暇之时，闻听外省有祛病延寿的炼丹之术，虽明知其非，却抱着游戏消闲、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想法，聊且让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于西苑空闲之地竖炉炼丹。雍正不过将张太虚、王定乾等当作排遣取乐的优伶小丑，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多次当面向乾隆及各亲王说过，这些人是市井无赖，最好造谣生事。所以，乾隆下此谕旨，命将这些人逐回本籍。并严令他们上缴雍正赏赐给他们的御书、朱批、字迹等，警告他们不得捏造大行皇帝之言，在外招摇煽惑，否则，“一经访闻，定行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接着又下了一道谕旨，谕内监宫女，禁其妄行传说国事，“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定行正法”。
乾隆新立，百端待举，为何驱逐炼丹道士成了头等大事？除非炼丹道士与雍正之死有某种关联。不仅如此，谕旨的每一句话都有疑点。说雍正在日理万机之际，听说外省有炼丹修炼之术，心里明知其非，却把这些道士召来，想试试以为游戏消闲，不过将他们视为优伶一样。既如此无足轻重，又为何引起乾隆这般重视？说雍正并未听信他们的一句话，服用他们的一粒丸药。这似乎是无端地解释，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说雍正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并多次向乾隆与和亲王说过。以雍正的性情，如何能够容得他们在宫中一日！而以“正法”之刑严禁道士、宫女、内监“捏称”“妄传”的又是什么？是否与雍正猝死有关？
雍正死得突然，他一死，炼丹道士就被驱逐出宫。被驱逐的不是和尚，乾隆此时还下令让超盛、元日两僧来京瞻仰梓宫，被驱逐的是道士。雍正的儿子乾隆并且不问自答地强调雍正没有服过丹药。也许这就是一些人推测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来由。
那么，分析雍正死于丹药中毒说，对认识原来雍正又有什么关系呢？炼丹，牵涉到雍正的信仰。从身心到信仰，从所做到所思，这应该是我们解读“原来雍正”的思路。
雍正对佛道鬼神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当皇子时，精研此道，以康熙国师章嘉呼图克图活佛为“证明恩师”，在章嘉的点拨下，勤修苦练，直透“三关”；当皇帝后，“十年不言佛事”；最后三年，重新大张旗鼓，推崇佛道，以致亲自“开堂授徒”。
第一个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