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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严厉查补以往亏空钱粮的同时，遇有新的贪赃，更加严惩不贷。雍正五年、六年，退职回原籍吴江的原礼科给事中、山西学政陈沂震，丁忧回原籍华亭的原翰林院侍讲、江西乡试主考官、山西学政廖赓谟，被人告发放考时贪赃受贿，雍正命前者出银一二十万两助修吴淞江；命后者出银八万两疏浚苏淞河道，另出银二万两送直隶正定府助修城墙。雍正十年，河南学政俞鸿图被人告发“纳贿营私”，资财累万，雍正断然将其处以斩刑。
雍正抽紧了绳索，大小贪官（清朝几乎无官不贪）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积怨蓄恨，对雍正暗结阴毒惨刻之仇的大有人在。
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
清代赋税中的“地丁钱粮”征收银两，银两形状大小不同、成色不同，需统一熔销铸造为大小形状一致、成色相同的银锭上缴户部，熔销过程中的损耗称为“火耗”；清代赋税中的“漕粮”征收粮食，粮食晾晒、簸扬及长途运输中遭雀吃鼠啃的损耗叫做“鼠雀耗”；解送搬运钱粮入库所需费用叫做“脚耗”，这些统称为“耗羡”。清朝实行低俸禄制度，一品大员总督年俸仅一百八十两，二品的巡抚、布政使仅一百五十两，以下递减，七品县令只得四十五两，吏役钱粮更加微薄，一年只有六到八两。这一点薪俸，不但要养家活口，还要聘请不可缺少的幕府师爷，应时打点孝敬各级上司的礼金，日常送往迎来、交际应酬的费用，直如杯水车薪，绝不足以维持官员正常的家庭生活、幕府的费用支出及庞大的礼金、招待、交际费用。于是康熙时许州县官取一分为限的火耗，“意在养廉”；而地方官则将耗羡的私征、私派、私用视为约定俗成、合理合法的地方权利。耗羡征收的实际数量难于限制。火耗率从江西、浙江占正额钱粮的百分之五至十，一直到山东、河南占正额钱粮的百分之八十。
耗羡的滥征、滥派，雍正心知肚明，雍正元年元旦谕地方官文告中即提出：“今钱粮火耗，日渐加增，重者每两加至四五钱，民脂民膏，朘削何堪。”五月，湖广总督杨宗仁奏请，将原属地方官私派、私用的耗羡提出二成，以充地方“一切公事之用”；山西巡抚诺岷则奏请，将每年收取五十五万两左右的火耗银全部归公，以其中二十万两，为垫赔实无可追的亏空及地方其他公用、以余下二十三万五千余两，为各官养廉，受到了雍正的嘉许，得以首先实行。其后，山东巡抚黄炳、河南巡抚石文焯，也先后奏请并在其属地实行提取耗羡之举。但多数官员认为耗羡乃州县之私，若耗羡归公成为国家正税，一有加赋之嫌，二有纵贪之害，表示反对，直到引发了激烈的廷议。
雍正二年八月，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具折全面批驳了反对意见，指出：“耗羡是百姓之钱粮、朝廷之财赋，非州县一己之资。正赋以供国有，耗羡以养廉员，治人食人，相维相系。耗羡银两自当提解司库，由大吏分拨养廉。况耗羡提解于上，通省遇有不得已之公费则可支应，而不必分派州县，州县则无由藉端科索里甲，于是私派亦可禁绝。请敕下各直省督抚，俱如山西巡抚诺岷所奏，将耗羡归公。”
吏部右侍郎沈近思力争不可，指耗羡归公为“正项之外更添正项”，不是善法，“他日必至耗羡之外更添耗羡”。雍正诘问：“你作县令时，收不收火耗？”沈答：“收，那是为养活妻儿。”雍正道：“你岂非为一己之私？”沈答：“妻儿不能不养，否则即绝人伦。”沈近思之意并非不征耗羡，而是耗羡归公无理，私征耗羡有理。雍正冷笑。
左都御史、吏部尚书朱轼等也以耗羡归公不便于民，纷纷反对。
雍正见廷议不能一致，于雍正二年七月颁发上谕，宣布实行耗羡归公的决断。上谕开头先点明了“廷议”的实质：“前朕曾降谕旨，令尔等平心静气秉公会议，今观尔等所议，亦属平心静气，但所见浅小，与朕意未合。”
“与朕意未合”的廷议等于零，“朕意”是剔除积弊，实行耗羡归公：
州县火耗，原非应有之项，因通省公费及各官养廉，有不得不取给于此者，然非可以公言也。朕非不愿天下州县丝毫不取于民，而其势有所不能，且历来火耗，皆在州县，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亏空之数不下数百余万。原其所由，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资取给于州县。以致耗羡之外，种种馈送，名色繁多，故州县有所借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不肯查参，此从来之积弊所当剔除者也。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提火耗以养州县乎？
有人提出先在山西试行，看效果如何再推广。雍正断然道：“此言甚非，天下事惟有可行与不可行两端耳，如以为可行，则可通之于天下；如以为不可行，则亦不当试之于山西。”表明了实行耗羡归公不可动摇的决心。自此，各省相继实行耗羡归公。
提解归公的耗羡主要用于三项：一充作官吏“养廉银”。耗羡提解，等于断了地方官的财路，“恐各官无以养廉，以致苛索于百姓，故于耗羡中酌定数目，以为日用之资”，各省文职官员养廉银总计二百八十余万两，于各官常额俸禄之外按规制给发，各官不得再行需索扰民；二为弥补地方亏空；三为地方其他公事之费。耗羡按地丁银的一定比例征收，随地丁银的固定而固定，而各官养廉银、地方公费也固定下来，所谓“皆有定额”。雍正六年，雍正又清理各项陋规，归于公款。
如果说雍正本人不在乎承担“加派”罪名，那么，他乾纲独断的耗羡归公涉及到内外官员的切身利益，他与多数官员、至少在他们尚未理解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又结了一层怨。
而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摊丁入地，则从经济上给了不法士绅沉重的打击，实现了“士民一体当差”。
赋役不均，是入清以后长期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及发展的严重问题。雍正元年七月，山东巡抚黄炳、直隶巡抚李维钧先后疏请按地摊丁，以苏民困。群臣奉旨熟筹利弊、详细规划之后，雍正下令于明年为始，将丁银均摊地粮之内，造册征收，在全国推行单一赋役标准的“摊丁入地”。此后，福建、山东、河南、浙江、陕西、甘肃、云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等省陆续实行了摊丁入地。山西、贵州两省至乾隆年间始行。奉天情况特殊，一直丁粮分征，迟至清末方实行摊丁入地。摊丁入地的方法各地不一，有的以通省为单位，有的以州县为单位。总之是将丁银总额（即康熙五十年的丁银额）平均摊入地亩或田赋征收（从此田赋又称“地丁”、“丁粮”、“钱粮”），各地因丁银不同，摊入数量也不同。大致每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左右。地丁合一，统一收纳，原交田赋一两，现即交地丁一两二钱。
实行“摊丁入地”，时人谓之有四利：第一，田多则丁银多，田少则丁银少，按亩征税，无从欺隐；第二，民间无包赔之苦；第三，编审之时照例造册，无需再为稽核；第四，各完各田丁银，蠹吏不能上下其手。这四利对于不法士绅来说，则不啻是四害。这次是基层社会的士绅，与上层政权的官僚一起，对雍正蓄积了怨恨，而雍正将“贱籍”“小户”“开豁为良”等影响士绅利益的措施，则更加重了这种怨恨。
除上述外，自曾静、吕留良案后，雍正更加重视对人们思想的严密控制。血腥残暴、接踵发生的大狱，从因政见而起，蔓延到纯因文字而起——如刑部尚书徐乾学之子庶吉士徐骏，因一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的诗，被说成“思念明代不念本朝”，照大不敬律斩决，文稿尽行焚毁等，吹起了清代臭名昭著的文字狱之风。同时，雍正大刀阔斧地改革八旗旗务，削弱旗主权力，取消下五旗的私属关系，将权力进一步集中到自己手中；处心积虑打击汉员所谓的“科甲朋党”，以刑戮相威胁：“尔等须扪心自问，不可阳奉阴违，以致欺君罔上，悖理违天……朕虽未必尽行诛戮，或千人之中百人，百人之中十人，尔等能自保不在百人十人之列乎”、“凡属匪党，若恃强必不肯解散者，朕立志不肯宽宥，必加诛戮”；在城乡基层社会推行保甲、宗族、乡约月讲制度。另一方面，雍正更加加强了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控制和治理。对西北两路用兵，经营青海和西藏；对东南，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