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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发展的学说，包含着历史辩证法思想的萌芽。卢梭把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出现和不平等的产生看作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否定了人类的自然状况，同时是一种退步。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前进一步，最后走向自己的反面。人民设立封建领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但是封建领主却成了人民的压迫者，最后形成了专制暴政。在专制暴政面前，人人都是奴隶，每个人又成为平等的成员。专制君主可以使用暴力实行统治，人民也可以使用暴力推翻他，这样，暴力统治的不平等又转变为使用暴力的平等。卢梭的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法的精神，因此受到了恩格斯的称赞。
卢梭的论著尽管有许多合理的内核，但他的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他不能正确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他的学说的基本出发点是抽象的人性理论。卢梭用人的本能来解释私有观念的产生，又用贪婪和野心等邪恶观念和欲望的膨胀来说明文明社会中种种纷争和罪恶，终究没有能够摆脱“意见支配世界”的历史唯心论的限制。卢梭猛烈批判私有制以及由私有制引起的社会不平等，但他并不主张废除私有制，因此找不到消除社会不平等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社会契约》（1762）是卢梭最重要的一部政治理论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卢梭为未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设计了比较完整的政治方案，从而使它成为世界政治学说史上最著名的古典文献之一。
在书中，卢梭开宗明义地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回答了产生这种奴役状况的原因，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卢梭进一步提出了改造社会的政治理想。
在卢梭看来，人生而自由平等，任何人都没有强迫他人服从的天然权威。卢梭批判了“君权神授”、“强力可以产生权力”的种种法权观念，认为“只有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在卢梭看来，只有基于人民自由意志订立的社会契约才能成为国家和法的合法根据。卢梭指出，真正的社会契约，并不是人民与君主订立契约，而是自由的人民以契约方式组成共同体或国家。在这里，卢梭明确地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从而使这一学说洋溢着激进的民主主义精神，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提供了理论基础。
根据卢梭的看法，人民主权应当是“公意”的体现。公意是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的集中表现，是许多个人意志和利益的总和，民主就是在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集中人民的意志。
卢梭进一步指出，在按契约建立的国家中，人民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由别人代表，人民应当掌握直接的立法权，司法、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卢梭反对三权分立的主张，认为“三权分立”学说混淆了主权和政府，把主权分割成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分别由人民、君主和贵族分享，实际上削弱了人民的主权，因此三权分立说是不成立的。
在书中，卢梭主张国家和政府必须接受社会契约的制约。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行政官吏只不过是人民的“仆役”。政府和行使管理职权的人是人民公意的执行者，由人民来设置、监督和罢免。人民不仅有定期决定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利，而且有通过起义推翻违反契约、实行暴虐统治的君主的权利。
法律是“公意”，即人民共同意志的表现，因此卢梭主张以法治代替君主专制政治。法律是人民的共同意志，由政治共同体集体制定。法律适应于全体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这部著作中，主张推翻封建君主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行体现民意的法治。同其他启蒙思想家相比，卢梭的学说具有较为广泛的民主内容，较为彻底的革命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推动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但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没有超越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卢梭提出的社会政治改革的方案，只是为本阶级设计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治体制。卢梭的学说，不仅无法解决私有制产生后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相反，他肯定了财产权是公民一切权利中最神圣的一种权利。卢梭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同时又要求防止产生财富极端不平等的现象，主张建立小私有者共和国。卢梭描绘的自由、平等的理想王国，归根到底，只是用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代替封建专制的不平等，并不能使全体人民真正摆脱奴役和贫困。
卢梭的社会政治理论，对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776年，美国通过了《独立宣言》，其中体现了卢梭学说的基本精神。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领袖许多都是卢学说的信徒，卢梭的学说成了他们的政治纲领。《人权宣言》的许多条文几乎直接照搬《社会契约论》的原文。国民大会的成立和审判路易十六都援引了人民主权论。
卢梭的文学创作
卢梭的文学创作和他的学说密切相关。他的主要的文学作品有 《新爱洛绮丝》 （1761）、《爱弥儿》（1762）和《忏悔录》（1781—1788）。作为宜传启蒙思想的工具，这三部作品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主义的精神。
《新爱洛绮丝》原名《尤丽，或新爱洛绮丝——阿尔卑斯山麓一个城中两居民所写的情书》，它是一部书信体小说。
圣·普乐是一个敏感、博学、俊美的平民知识分子，贵族小姐尤丽的母亲发现他才华出众，主动聘请他作尤丽的家庭教师。圣·普乐最初对教育聪明而又温柔的姑娘非常自信，没有想到会出现感情上的波澜。不久，他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恋爱的苦恼之中。平民的身份不允许他向贵族小姐求婚，他只能通过书信表达自己炽烈的爱情。由于身份的差异，圣·音乐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请求离开男爵家，他并没有想到，尤丽也悄悄地爱着自已。后来，他们终于冲破社会舆论和法律的束缚，真诚地相爱了。然而，他们纯真的爱情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尤丽的父亲等级观念非常深，在他看来，圣·昏乐不过是一个出身低微的穷书生，既无门第又无财产。他从贵族偏见出发，竭力反对这桩门第悬殊的婚姻，要女儿嫁给自己的恩人和老友、年近五十的俄国贵族伏勒玛。
为了避免冲突，尤丽要求圣·普乐辞去家庭教师职务，离开男爵府邸，避居麦耶尔山区。尤丽希望靠慈爱的母亲说服固执的父亲。男爵夫人虽然同情女儿，但不能使丈夫改变主意。
圣·普乐虽然离开了尤丽，他的心却仍然留在情人身边。他从避居地给尤丽写信，倾诉离别的忧愁和悲伤，尤丽读了圣·普乐的信，一恸几绝。尤丽的表妹布莱克写信将圣·普乐召回，并帮助他们幽会。朱丽在和圣·普乐相会时以身相许。他们的事情被女仆告发，男爵夫人既怕败坏家族名声，又怕女儿受罪，一病不起，不久辞世。尤丽深感内疚，痛不欲生。圣·普乐接受朋友爱德华爵士的建议，要求尤丽和他一起逃往英国。尤丽拒绝了他的要求，她认为爱情不应该违背道德，丧母之痛更使她不愿意再伤害父亲的心。
男爵要求尤丽与伏勒玛成婚，尤丽誓死不从。她义正辞严地责备父亲不应该把女儿当作商品和奴隶，用女儿偿还债务，拿女儿的生命去报答伏勒玛的恩情。男爵见威逼无效，便跪在尤丽的面前，老泪纵横，要求女儿以她的名誉、老父的信誉和家族的名誉为重，不要让他像母亲那样带着痛苦进入坟墓。尤丽心乱如麻，但仍然坚持除非圣·普乐同意，她决不嫁人。她希望圣·普乐会坚决反抗男爵的意志，坚持他们私定的婚约。
圣·普乐为了尤丽的幸福，向男爵作了让步。朱丽在周围的人们的劝说下，终于向父亲妥协了，答应同伏勒玛结婚。
婚后，尤丽向丈夫坦白了她和圣·普乐的关系，得到了他的谅解。伏勒玛还把尤丽同圣·普乐生的儿子视同己出。他们结婚六年后，伏勒玛主动把圣·普乐请回，担任他们儿子的家庭教师。尤丽与圣·普乐朝夕相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