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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点亮理性之光-启蒙运动文学-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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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规律》一诗中,伏尔泰这样写道:

  宇宙是一个神明高踞的庙堂

  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建筑自己的祭坛。

  在《哲学通信》一书中,伏尔泰极力推崇当时英国的信仰自由,指出英国有三十多种宗教,但它们都能和平幸福地共处。伏尔泰主张摒弃宗教仪式和戒律,取消教会组织,让信徒听从自己的良知,从而使宗教成为“最和平的宗教”。

  尽管伏尔泰激烈反对宗教狂热,他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相反,伏尔泰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必要前提。伏尔泰承认,上帝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有利于维护社会道德。在《哲学辞典》一书中,伏尔泰指出,促使我们相信上帝存在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形而上学的理由,而是出于维护社会公德的考虑。伏尔泰相信,上帝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可以抑制人们的情欲恶习,从而防止人们从事罪恶的活动,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福利。

  伏尔泰主张上帝存在,完全是出于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需要。伏尔泰希望通过设置一个赏罚分明的上帝,维护社会公德,维护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然而,伏尔泰所说的“共同利益”,归根到只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伏尔泰害怕人民群众真正觉醒以后,必然会危害资产阶级的利益。在 《甲乙丙丁·对话集》中,伏尔泰明确指出,我们要对付的是那些毫无顾忌的恶棍,一大堆小人、暴徒、酒鬼和匪类,所以必须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声说:谁偷我的东西,他得受惩罚,入地狱。伏尔泰相信,一个因果报应的上帝对下层民众是必要的,他们唯一应当读的《圣经》是“自然”这部大书,唯一的宗教是崇敬上帝,并做一个正直的人。因此,伏尔泰主张:“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制造一个!”

  伏尔泰痛恨封建专制制度,对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自然法权论”是伏尔泰社会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伏尔泰认为,只有符合正义原则的法律才能与人的自然权利相适应,因此他希望建立一种“自然的法律”,这种法律体现着“正义的观念”。伏尔泰反对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伏尔泰对僧侣和贵族的罪恶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对广大农民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在伏尔泰看来,自由是一种天赋人权,任何人都不得剥夺。在《哲学辞典》一书中,伏尔泰对自由下了一个定义:自由就是“试着去做你的意志绝对必然要求的事情的那种权力”。伏尔泰在《哲学通信》等许多著作中,极力推崇英国的自由主义,号召人民为争取自由权利而进行斗争。

  伏尔泰主张建立一个英国式的政府。在他的眼中,英国政府是一个举世无双的政府,这个政府保存着君主国一切有用的东西和一个共和国所必需的东西。英国政府的构成,保证了资产阶级、封建贵族和国王利益协调一致,既有利于维护社会成员的平等和自由,同时又避免了混乱状态的出现。伏尔泰认为,理想的政府应当具备以下的特征:必须限制君主的权力,防止出现专制政治;必须限制贵族的权力,防止出现无政府状态;必须实施教会和政治分离,防止世俗和神圣混杂在一起。英国制定了完善的法律,确立了议会制度,实现了下院议员、爵士和君主间良好的合作,使市民、贵族、国王三者的利益得到兼顾,从而保障每个人充分享受自由平等的权利。

  伏尔泰的政治观点带有双重性,他在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斗争,试图改变封建秩序的同时,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长期幻想依靠开明君主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伏尔泰始终相信,社会的合理与否取决于法律是否完善,而法律的制定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它往往取决于立法者的利益、情感和意见。因此,伏尔泰希望开明君主遵循理性的原则改造社会。伏尔泰主张依靠哲学家式的开明君主,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从而消灭封建特权,建立自由、平等的理性王国。1765年,伏尔泰发表了《论共和思想》一书,在这部论著中,伏尔泰分析了专制政体和共和政体各自的特征,指出在专制政体下,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广大人民的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在共和政体下,由于崇尚平等和自由,可以有效地避免君主专制,因此,伏尔泰认为,共和政体比专制政体更加优越。尽管这样,伏尔泰最终还是倾向于君主立宪,在他看来,最好的政府形式是开明君主制度或君主立宪制度。

  伏尔泰希望所有专制国家的君主都成为开明君主,他相信,只要君主愿意,改革就能够实现。1750年,为了劝说普鲁士王腓烈特二世实行开明君主制度,伏尔泰来到了柏林。伏尔泰希望辅佐腓烈特二世,实行重大的社会改革,但事实终于教育了他,他不得不最终离开了柏林。

  伏尔泰轻视广大人民的作用,他认为人民不能认识真理。伏尔泰虽然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并不希望废除私有制。在他看来,社会不平等是当然的,不平等来自人的天性,是一种正常合理的现象。伏尔泰在为《百科全书》撰写的“平等”这一条目中宣称,在我们这个不幸的星球上,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不可能不分成两个阶级:一个是支配人的富人阶级,另一个是侍候人的穷人阶级;它们又分成有些细微差异的上千个阶级。在伏尔泰看来,一切享有各种天然权利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但归根结底,平等既是一件最自然的事,同时也是最荒诞不经的事。伏尔泰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按照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各守本分,否则,整个人类社会就会不可收拾。伏尔泰的上述主张,充分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局限性。伏尔泰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担心广大人民起来进行革命,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伏尔泰的政治思想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显示了他的不彻底性。

  伏尔泰的主要历史著作有《查理十二史》(1731)、《路易十四的时代》(1751)和《风俗论》(1756)。

  伏尔泰的历史观点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他把历史发展看作是理性对谬误、特别是宗教狂热作斗争并且取得胜利的过程。伏尔泰把宗教狂热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障碍,这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伏尔泰相信,理性最终将会战胜迷信和偏见,充分体现了当时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精神。然而,由于伏尔泰没有摆脱历史唯心论,他不可能从物质生产方式入手去解释人类历史,而是把历史视为纯精神领域的斗争。伏尔泰崇尚理性,孜孜不倦地追求“理性的王国”,宣扬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把精神、思想、意见当作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主张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些观点显然是唯心主义的。

  同其启蒙思想家一样,伏尔泰过分夸大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伏尔泰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从个别统治者的头脑中寻找历史的动因,认为帝王将相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活动决定了历史发展的面貌。伏尔泰希望“天才人物”的出现,能够点燃人类的“理性之光”,从而达到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

  伏尔泰对历史科学的发展,有自己的独特的贡献。在他之前,法国的历史著作完全不尊重客观史实,不注重实地调查,掌握史料,往往凭作者本人的好恶,将历史事件写得如同小说一样有趣。这是一种古罗马式的史学作风。伏尔泰独辟蹊径,从掌握丰富的史料入手。他历尽艰苦,足迹遍及欧洲各国,进行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材料。伏尔泰的一系列历史著作,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真实可信的史料。伏尔泰扩大了历史科学的范围,他的历史著作,不再限于对帝王将相个人事迹的论述,使之能够容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将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都尽可能入史,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伏尔泰在谈到《路易十四的时代》这部历史著作的写作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与其说我在写这个伟大君主的历史,不如说我在写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伏尔泰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伏尔泰的文学创作

  伏尔泰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的全集包括哲学著作、历史著作、史诗、抒情诗、讽刺诗、哲理小说、五十多部悲剧和喜剧、一万多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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