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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规律》一诗中，伏尔泰这样写道：
宇宙是一个神明高踞的庙堂
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建筑自己的祭坛。
在《哲学通信》一书中，伏尔泰极力推崇当时英国的信仰自由，指出英国有三十多种宗教，但它们都能和平幸福地共处。伏尔泰主张摒弃宗教仪式和戒律，取消教会组织，让信徒听从自己的良知，从而使宗教成为“最和平的宗教”。
尽管伏尔泰激烈反对宗教狂热，他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相反，伏尔泰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必要前提。伏尔泰承认，上帝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有利于维护社会道德。在《哲学辞典》一书中，伏尔泰指出，促使我们相信上帝存在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形而上学的理由，而是出于维护社会公德的考虑。伏尔泰相信，上帝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可以抑制人们的情欲恶习，从而防止人们从事罪恶的活动，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福利。
伏尔泰主张上帝存在，完全是出于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需要。伏尔泰希望通过设置一个赏罚分明的上帝，维护社会公德，维护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然而，伏尔泰所说的“共同利益”，归根到只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伏尔泰害怕人民群众真正觉醒以后，必然会危害资产阶级的利益。在 《甲乙丙丁·对话集》中，伏尔泰明确指出，我们要对付的是那些毫无顾忌的恶棍，一大堆小人、暴徒、酒鬼和匪类，所以必须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声说：谁偷我的东西，他得受惩罚，入地狱。伏尔泰相信，一个因果报应的上帝对下层民众是必要的，他们唯一应当读的《圣经》是“自然”这部大书，唯一的宗教是崇敬上帝，并做一个正直的人。因此，伏尔泰主张：“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制造一个！”
伏尔泰痛恨封建专制制度，对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自然法权论”是伏尔泰社会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伏尔泰认为，只有符合正义原则的法律才能与人的自然权利相适应，因此他希望建立一种“自然的法律”，这种法律体现着“正义的观念”。伏尔泰反对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伏尔泰对僧侣和贵族的罪恶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对广大农民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在伏尔泰看来，自由是一种天赋人权，任何人都不得剥夺。在《哲学辞典》一书中，伏尔泰对自由下了一个定义：自由就是“试着去做你的意志绝对必然要求的事情的那种权力”。伏尔泰在《哲学通信》等许多著作中，极力推崇英国的自由主义，号召人民为争取自由权利而进行斗争。
伏尔泰主张建立一个英国式的政府。在他的眼中，英国政府是一个举世无双的政府，这个政府保存着君主国一切有用的东西和一个共和国所必需的东西。英国政府的构成，保证了资产阶级、封建贵族和国王利益协调一致，既有利于维护社会成员的平等和自由，同时又避免了混乱状态的出现。伏尔泰认为，理想的政府应当具备以下的特征：必须限制君主的权力，防止出现专制政治；必须限制贵族的权力，防止出现无政府状态；必须实施教会和政治分离，防止世俗和神圣混杂在一起。英国制定了完善的法律，确立了议会制度，实现了下院议员、爵士和君主间良好的合作，使市民、贵族、国王三者的利益得到兼顾，从而保障每个人充分享受自由平等的权利。
伏尔泰的政治观点带有双重性，他在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斗争，试图改变封建秩序的同时，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长期幻想依靠开明君主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伏尔泰始终相信，社会的合理与否取决于法律是否完善，而法律的制定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它往往取决于立法者的利益、情感和意见。因此，伏尔泰希望开明君主遵循理性的原则改造社会。伏尔泰主张依靠哲学家式的开明君主，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从而消灭封建特权，建立自由、平等的理性王国。1765年，伏尔泰发表了《论共和思想》一书，在这部论著中，伏尔泰分析了专制政体和共和政体各自的特征，指出在专制政体下，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广大人民的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在共和政体下，由于崇尚平等和自由，可以有效地避免君主专制，因此，伏尔泰认为，共和政体比专制政体更加优越。尽管这样，伏尔泰最终还是倾向于君主立宪，在他看来，最好的政府形式是开明君主制度或君主立宪制度。
伏尔泰希望所有专制国家的君主都成为开明君主，他相信，只要君主愿意，改革就能够实现。1750年，为了劝说普鲁士王腓烈特二世实行开明君主制度，伏尔泰来到了柏林。伏尔泰希望辅佐腓烈特二世，实行重大的社会改革，但事实终于教育了他，他不得不最终离开了柏林。
伏尔泰轻视广大人民的作用，他认为人民不能认识真理。伏尔泰虽然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并不希望废除私有制。在他看来，社会不平等是当然的，不平等来自人的天性，是一种正常合理的现象。伏尔泰在为《百科全书》撰写的“平等”这一条目中宣称，在我们这个不幸的星球上，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不可能不分成两个阶级：一个是支配人的富人阶级，另一个是侍候人的穷人阶级；它们又分成有些细微差异的上千个阶级。在伏尔泰看来，一切享有各种天然权利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但归根结底，平等既是一件最自然的事，同时也是最荒诞不经的事。伏尔泰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按照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各守本分，否则，整个人类社会就会不可收拾。伏尔泰的上述主张，充分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局限性。伏尔泰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担心广大人民起来进行革命，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伏尔泰的政治思想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显示了他的不彻底性。
伏尔泰的主要历史著作有《查理十二史》（1731）、《路易十四的时代》（1751）和《风俗论》（1756）。
伏尔泰的历史观点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他把历史发展看作是理性对谬误、特别是宗教狂热作斗争并且取得胜利的过程。伏尔泰把宗教狂热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障碍，这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伏尔泰相信，理性最终将会战胜迷信和偏见，充分体现了当时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精神。然而，由于伏尔泰没有摆脱历史唯心论，他不可能从物质生产方式入手去解释人类历史，而是把历史视为纯精神领域的斗争。伏尔泰崇尚理性，孜孜不倦地追求“理性的王国”，宣扬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把精神、思想、意见当作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主张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些观点显然是唯心主义的。
同其启蒙思想家一样，伏尔泰过分夸大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伏尔泰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从个别统治者的头脑中寻找历史的动因，认为帝王将相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活动决定了历史发展的面貌。伏尔泰希望“天才人物”的出现，能够点燃人类的“理性之光”，从而达到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
伏尔泰对历史科学的发展，有自己的独特的贡献。在他之前，法国的历史著作完全不尊重客观史实，不注重实地调查，掌握史料，往往凭作者本人的好恶，将历史事件写得如同小说一样有趣。这是一种古罗马式的史学作风。伏尔泰独辟蹊径，从掌握丰富的史料入手。他历尽艰苦，足迹遍及欧洲各国，进行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材料。伏尔泰的一系列历史著作，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真实可信的史料。伏尔泰扩大了历史科学的范围，他的历史著作，不再限于对帝王将相个人事迹的论述，使之能够容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将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都尽可能入史，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伏尔泰在谈到《路易十四的时代》这部历史著作的写作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与其说我在写这个伟大君主的历史，不如说我在写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伏尔泰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伏尔泰的文学创作
伏尔泰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的全集包括哲学著作、历史著作、史诗、抒情诗、讽刺诗、哲理小说、五十多部悲剧和喜剧、一万多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