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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免有些疏漏之处。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改变工作岗位，我们调整了圣迭各的系统，使得工人可以留在相同的岗位上赚到更多的钱。有些早年的老工人至今还在那里干，他们成为我们在圣迭各的骨干职员。甚至在1973年石油禁运的困难时期我们也没有辞退一名雇员。
我在前面写过，为了让美国（还有英国）的工人达到我们的标准，必须在技术说明中提出更多的要求。我们还发现在生产线上工作的美国妇女比日本妇女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所以我们必须为此付出报酬，也就是要为每个工作岗位寻找合适的人选。早期的时候，我经常到圣迭各的工厂去，那里的管理人员总是请求我给员工们讲话，一般都是在吃午餐时说上大约十分钟。我想告诉他们索尼的原则，或者临场发挥一番。总之，我是想让他们看到我，向他们表明公司不是没有脸面的，让他们感到像家庭成员一样，其实他们的确如此。小寺和其他管理工厂的人说，因为每个人都很熟悉最高领导人，管理起来就容易多了。
第三十五章
就这样，我们扩展了海外的贸易和开发。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关注人们对我们的贸易额作出的反应，例如在英国和美国，在销售我们的产品的同时为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不仅仅是符合逻辑的，也是谨慎的。这在国外对于日本制造商一直是个主要的问题，由于他们在制造和销售诱人的家用产品方面取得了成功，从而也造成了不少的麻烦。有时评论家们谈到来自日本的出口“洪流”，并抱怨说他们无法与之竞争。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但是多年来我们成了唯一的供货商，或者我们领先太远，以致于国外的竞争者无法赶上来，我对这种情况感到不满。
当我们开始在日本制造磁带录音机时，我们拥有全部的关键专利，并百分之百地占有市场。但是让这种垄断继续下去就是自我失败。我们开始出卖许可证，不久我们就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市场份额了，但是这个市场却更大。美国国内没有录像机和光盘放音 放像机的制造厂家，这使我们甚感不安；事实上这种情形使我很着急，因为在竞争中我们可以扩大市场，加快新产品的研制，而没有竞争就会减弱对创新的激励。
与我们的竞争对手商谈这个问题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却使得相互竞争的企业的领导人无法坐在一起来讨论未来的趋势和他们之间的问题。与之相反，我们在英国多年来一直以友好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派尔电气公司的董事长，托尼克罗夫勋爵率领英国代表团，索尼公司的吉井登率领第一个日本代表团。
六十年代，由于我对一个国家的工业比世界其它国家在相同方面具有太远的领先地位而感到担忧，我们开始召开这类的会议。而在七十年代当我们着手研究磁带录像机（VTR）时，这件事在我看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们与飞利浦公司在这个项目上的方向一致。我认为，彩色电视机已经达到了它的顶峰之后录像机就是下一个当然的产品。很显然内核”而创立的唯一科学和真正革命的辩证法。它认为世界，我们并不是在这项新技术上努力工作的唯一厂家，很多公司都开始了研究和设计，而且已经在录像机上申报了专利应用项目。尽管日本的制造商们很清楚录像机行业将会发展得越来越大，而美国和欧洲仍然保持着很不情愿的态度。只有飞利浦和其它的几家公司有兴趣。飞利浦公司好像操之过急，他们搞出一种并不适合家用的机器后就匆匆忙忙地进入家用品市场，结果未能获得成功。最后他们从日本的公司购买了许可证。同时我们进一步完善了我们的产品，其它日本公司也跟了上来。从那以后，先前不愿意参加艰难的开创工作、也不对市场进行投资的那些美国公司开始从日本购买OEM产品，他们中的某些人还对国会议员们抱怨，日本的出口产品已经变成了“洪水猛兽”之势。
我曾经试图使我的同事和竞争者相信，为了避免将来的贸易问题，最好是让欧洲和美国的制造厂商知道开发的前景和可资利用的技术，并对今后十年内公众对某种特定产品的需求作出估计。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他们就可以自己从事研究和设计，也就有可能竞争了。如果这样他们还不能竞争，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因为他们已经从竞争对手关于市场发展方向的判断中得到了好处。
那么今后的十至二十年间消费者们需要什么呢？我认为最高管理者应该关心这个问题，他们还应该关心将来的技术发展趋势，哪些技术是有用的，或者是必需的？我们应该考虑哪种标准？在我看来，这种谈话只会对消费者有利。
我和V．E．达维龙闲谈时提出过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他当时是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中负责工业事务的副总裁，正在东京访问，我们谈到了贸易的问题和工业界的合作，我对他提出了一些建议。我告诉他定“太虚即气”，又以“诚”、“实有”、“固有”概念说明天地，日本正在开发一些产品，它们至少十年内都不会上市。例如录像机，我告诉他说：“十年前的日本，每个人都在为录像机努力。当我们索尼公司推出这个产品之后，其它的公司都跟了上来。但是看看你们欧洲的工业界吧。因为以前没有人做录像机的工作，所以当日本公司开始销售录像机时，没有一家公司能够拿出已经准备好了的产品推向市场。你们的进口商开始从我们那里大批购买，然后你们就发火了，把我们的出口描述成洪水猛兽。”
我对他说，我并不想旧话重提，但是我还说：“你们的公司根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而我们现在就在考虑十年后的发展方向，你们的工业界也应该这样做。为什么你们就不能与日本人合作，把那些有关行业的最高领导人召集到一起来进行商讨呢？”他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我也和欧洲最大的电子制造商——飞利浦公司当时的董事长威斯．德克博士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也赞成这个想法。
回到东京之后，我与阿倍晋太郎讨论了这个想法，他当时任通产省大臣，是一名高级政治家。我指出我们当然不会谈论价格或者市场份额。但是我想为了避免引起任何有关反托拉斯的复杂纠纷，这样的会议应该由政府、而不是由国家的行业协会主持。我提议对我们达成的协议做一份记录，以便未曾出席会议的公司随时查看。阿倍正式要求经组联通过有关的委员会介入此事，他们表示同意。阿倍又与达维龙联系，1982年第一次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1984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次会议，1985年在伦敦召开了第三次会议。这些会议至少帮助我们增进了相互的了解。但是我不敢肯定它打破了欧洲人做生意的传统模式。
几年前，一位欧洲的朋友告诉我，如果你有一部好书的手稿，你知道可以卖出一百本书，那么欧洲出版商的反应是愿意印九十九本。我的朋友说光年间，其后人王世伦刊成《船山遗书》，计十八种。附王介，印一百零一本将有失欧洲式的体统。日本人对这种事的看法：我们要一直印下去，并且尽可能多地销售出去。我们印得越多，价格就越便宜，随着促销和教育的作用，我们就会创造更多的需求，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这本书。
我们的商业观点是当开发一种新的方法或者新的装置时，就要想到用它制造出产品。如果我们搞一项发明仅仅只是为了显露一下小聪明，或者作为一种学术练习，那么它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我们相信，利用掌握的技术创造人们能够使用的产品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我早就说过的三种创造的理论：技术创造、产品规划创造和市场经销创造。电子工业有独特的优势，由于技术上的先进性，我们可以创造全新的产品，汽车制造商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家具制造商和飞机制造商也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制造出以前从来不存在的东西，可以向人们展示这些东西将如何丰富他们的生活。
但是我必须说，相互竞争的公司在欧洲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出现过令人十分尴尬的场面。在会上，日方对于未来的技术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一位欧洲的代表说：“等一等，你根本不是在谈论家用电器，你是在谈论高技术。这与消费者没有关系。”
我回答说：“不，这正是错误之所在。你看，再过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