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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ァ＃ㄍ耆毡韭舾ü壑�19亿美元的货物）作为政府官员，这样说话是不明智的。奥托．兰姆斯多夫当时是德国的经济部长，我与他闲聊时谈到此事，他开玩笑说：“为什么你们日本人不进行报复，在富士山的山顶上设一个检查站？”
日本至今还有一些混乱的、复杂的贸易壁垒，但是日本是唯一努力逐步开放自己市场的主要工业国家，它一直向前走，决不后退，而其它国家却正在加强保护主义的措施。我发现很多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没有贸易壁垒，其实有很多，我们运到美国去的货几乎有一半要受到某些形式的限制。但我必须在这里说，美国的确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我认为它能够保持下去将对世界贸易的未来起着重要的作用。1985年我到美国成功地完成了一项使命，说服了一些州废除对世界各国在那里的子公司单方面征税，当时我对罗纳德。里根也是这样说的。当然里根并不需要听取我的意见。作为自由贸易的冠军，他对历史的记录非常清楚。我发誓愿意尽我所能给与帮助，就像我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所做的那样。
如果试图用政治干预的办法来避免或者缓解竞争，那么就否定了自由贸易的整体概念和自由企业的体系。我曾经在日本的议会进行游说，要求排除政府通过现存规定进行的干预，从而增进健康的竞争。只有通过竞争，自由企业才能保持其活力。所以我们这些管理人员一定不要受到引诱，去走寻求政府的帮助压制竞争的捷径。我们必须看到竞争是公平的，要尽量相互待人以诚，使竞争的双方都能清楚地了解对手。这并不是说你“了解”了日本的观点你就总是或者大多数情况下都认为它是对的。但是将问题公开总比简单地决定自己是正确的而不需要听取他人的意见要好得多。总之，我们必须记住，这不是战争。我们是在做生意，在生意场中没有战争中那样的敌人，所以我们都应该讲道理。
甚至在一些出于好心的人中间也有这样的态度，他们觉得与了解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我曾经听到美国和欧洲的一些议员告诉我，他们理解这些问题，甚至与日本人有某些相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必须面对政治的现实，必须在那些可能因日本货而失去工作的选民面前装出强硬的态度。一个美国的参议员可能会非常轻松地谈到让日本的汽车停放在横滨的码头上，但是截至1983年，日本在美国的子公司直接雇用了111，550名美国人，而在欧洲和亚洲还分别雇用了21，700和27，000名当地员工，这其中不包括那些为自己公司工作、同时又销售日本的汽车和电子产品的经销商。当然这些雇员可能并不是那位参议员先生的选民。
几年以前，在富士山山脚下的箱根召开了日美商人会议，美国的前财政部长、后来又担任布鲁斯公司董事长的迈克．布鲁门托和我有一天晚上决定不吃自助晚餐。我带上我的妻子，我们又找到美国的前农业部长奥夫勒．弗利曼和他的夫人，大家一起去一家牛排屋先美餐了一顿，然后好好地聊了一晚上。第二天的会议上，我的朋友布鲁门托就日元和美元的汇率问题发表了一番讲话，这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听到过的最自相矛盾的讲话。他反复地讲述一种并不真实的陈词滥调，说是日本人在幕后操纵日元汇率，所以日元一直保持低值。我谈到这个问题时措辞很严厉，与布鲁门托发生了争执。
后来美国财政部的调查没有找出日本操纵日元的任何证据，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却公开地这样说。
在箱根会议上我的日本同胞们很惊奇地看到在这样温和和愉快的会议上听到了尖刻的反对意见。在这样的会议上，日本人通常喜欢正襟危坐，沉默寡言，所以也就交不到新朋友。我认为这是日本人的一个普遍的问题。休会时，一些日本的青年人来找我，说他们很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地位得以捍卫，但是也有一些年老的日本人对我摇头，他们说：“你对远道而来的客人太无礼了。”
当天晚上日本人又看到了令他们费解的另一个场景。我们在芦湖的一条船上开了一个招待晚会，日本电视台的人上船来就会议对我进行采访。他们说，希望有个美国人和我一起参加。当他们准备好了之后，我妻子走到迈克．布鲁门托身边，请他参加对我的采访。他同意了，我们在电视里谈到了我们的意见分歧。有些日本人看到我们在会议上争执而后来仍然是朋友感到很惊讶。对于日本人来说，意见不同往往意味着友谊的结束。我想解释一下，西方人往往愿意与你争论正是因为他是你的朋友，当他们不说话和拒绝讨论时才真地是到了危险的地步。如果西方人与日本人要想相互了解，那么日本人就应该像美国人那样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和表明自己的观点。过去，无论是商人还是政治家，我们在这方面都做得太差，而且好像进步得并不快。
第三十二章
1962年时虽然只有很少的UHF电视台，但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却要求所有的电视机除了有标准的VHF调谐器之外还必须装上UHF调谐器，这使得我们很头疼。我们制造好几种型号的小电视机，包括有名的“大肚子”电视机（当时索尼公司请了曾撰文批评电视文化的评论家大宅壮一为这种电视机做广告，广告中大宅将这种小型电视机放在自己的大肚子上，躺在床上观看，以后很多人都把这种电视机称作“大肚子”电视机——译者），它是一种使用电池作为电源的微型电视，屏幕只有4英寸。在这样小的电视机上除了标准的VHF拨盘之外还要加上一个UHF调谐器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我想，花在增加UHF功能上的钱将会得不偿失，因为可以收到的UHF电台太少了。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将所有的频道全部放入一个电子拨盘中，所以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UHF的规定出台时，牛顿．米诺是FCC的主席，他对日本很感兴趣，后来他参加了下田会议。当我经介绍与他见面时我说：“米诺先生，我不喜欢你。甚至在我们见面之前你就给我惹了不少的麻烦。”当然我是在开玩笑。他邀请我去做出解释，我把前因后果都讲给他听。只到现在，他还经常对我提起当初我说过的玩笑话。总之，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我到华盛顿去介绍U…Matic磁带录像机时，我邀请米诺参加我们的聚会。他问我能不能带一个朋友，当然我答应可以。他带来的人是亨利．基辛格，当时他是白宫的政策顾问。米诺告诉我，这个基辛格将来会成为一个重要人物。我和基辛格聊了大约十五分钟，多少相互熟悉了一些。数年以后，他成为国务卿，我们在东京的一次招待会上再次相遇，他居然还能认出我，这使我深感荣幸。我以为他不认识我了，但他只看了我一眼就说：“嗨，盛田先生。”
此后日美间的贸易问题成了中心话题。由于日美之间双边贸易不平衡，在美国人们说了不少关于日本的坏话。有人说日本向美国出口了大量的商品，使得不少的美国人失去了工作。有些制造商抱怨说，他们不能参加这样的竞争，日本市场对于他们的产品是关闭的。多数指责是不公正的，但不幸的是有些指责却是真实的，我为贸易争端对我们之间更为广泛的关系产生的总体影响感到担心。我早就建立了索尼贸易公司，我们一直积极地将外国产品引入日本。我们在国外的经理都接到指示，要注意观察什么货有可能在日本的市场上销售。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劝告政府和行业协会，向他们讲明增加进口和对外国货开放日本市场的重要性。
在东京遇到基辛格的那次招待会上，我们走到接待室的一边进行了一次长谈。我对他讲了我深信无疑的一些观点：“您知道，基辛格先生，我们日本人对美国有很深切的亲近感。”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有这种感觉圣人之本。”（《通书》）明清之际王夫之把诚解释为“实有”、，所以说我们之间的战争是多么地可悲，不能再让它重演了。我现在认为美国人有时会错误地将朋友视为敌人。从根本上讲，除了二战的悲剧之外，一百多年来日本一直是美国坚定不移的朋友。我们加入了强大的防卫条约。我们坚定地站在世界上自由国家的一边，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健全的国家，它的存在本身就对太平洋和亚洲的安全做出了贡献，而这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