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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一个好一点的位置。另一个军官，是一名大佐，一天到实验室来，他告诉我还有一个办法。海军当时有一个计划，要委托大学培养一批新征入伍人员。二年级的学生可以申请，一旦被接受他就要在海军中终生服役。后面这个条件看起来非常令人担心，因为我并不想当一个职业的海军军官。然而当他谈到另一条出路时，我对前一个办法很快产生了兴趣。他说，学过物理专业的短期服役军官会被分配到战舰上去操作刚刚投入使用的新型雷达，也就是分配到战斗区域。这样一来，如果不是了结我的生命，也会了结我的学业。摆在我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申请短期服役，被分配到海上去，前途未卜；另一种是与海军签订终生合同，但可以继续我的学业。
他推荐我参加终生在海军服役的考试，并得到奖学金，这样我就可以在实验室里继续工作，获得学位。他还说，他不想看到像我这样专注的研究人员被送到海上去。他的想法是一旦我被海军召入学”中的“克罗齐”。，只需要通过基本训练，就可以再次加入研究中心。“这对你而言是最安全的办法。”他告戒我说。“你可以继续搞你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继续用你。”
我对这件事没有长时间地思考。我认定在那种时候终生服役的办法更好一些。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我参加了考试，而且顺利通过。海军每月发给我三十元钱，还给了我一枚金色的锚徽，带在领子上。就这样我成了一名海军，分配到大学里培训。我的任务是继续学习物理学。但是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很久。我读三年级时，战争更加激烈了，我们物理系的学生也与全国其他的每一个人一样，直接受到军方的控制；1945年初，我被分配到横须贺的航空技术中心办公室。
他们把让我住进一个工人宿舍改成的兵营，第一天的早晨我就和其他应征的工人一起被赶进了工厂，而不是像我所预料的那样到实验室去。一个人递给我一把锉刀，把我分配到机器车间。每天我都要到那个车间去干力气活，锉一些钢制零件。过了几天我开始想，如果再不离开那个鬼地方我会发疯的。全日本的学生都被从学校里赶出来，非重要岗位的工人都被征用去干军工，现在大学的理科学生看来也不能例外了。
龟井良子，她后来就是我的妻子，也被从学校征召到一家工厂里去制作“红蜻蜓”训练飞机机翼的木制构件。由于那次的经历，她至今还会使用木工工具。飞机构件厂遭到轰炸后，她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去为伤员做病号服经验一元论俄国波格丹诺夫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学说。，后来又被调到一家印刷厂，那家工厂印刷一些用于亚洲占领区的军事印刷品。战争后期，大部分学校都只能每周上一天课，有些甚至一天课也上不成。由于日本的兵力散布得太远，显得薄弱，所以国内几乎没有年青的男人来干这样的工作。良子和我直到1951年才初次见面，就在那一年我们结婚了。
在那个工厂里干了几个星期的苦役，一定是有人意识到把我的工作分配错了，因为我突然被调到光学实验室去，但是没有任何解释。我开始感到又回到了我最熟悉的工作环境中。实验室里有军官和工人，他们是从摄影学校毕业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学物理专业的学生，所以他们把遇到的技术难题积攒起来，让我研究。分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找出一个办法，来防止高空干燥大气层中产生的静电在航空照片上造成锯齿状的条纹损伤。为研究这项任务，我需要到一个好的图书馆去，于是我制定了一个计划。我给东京物理化学研究所的一位知名教授打了一个电话，并假装是从海军直接打来的，我希望得到他的允许，以便利用该研究所的图书馆。这位教授对我鼎力相助。
我向上司提出申请，每天去东京从事我的研究工作。我的申请一定非常有说服力，因为几乎立即就获得了批准。但是乘坐战时那种缓慢、拥挤的列车从横滨到东京大约要花一个小时，非常烦人。后来我搬到一个好朋友的家里去住，他是我的小学同学，在东京大学学法律，已经被征入海军。平时我到研究所去，星期六回到工人宿舍，与我的同事共度周末。我学会了怎样当一个军工万事通。
但是我并没有逃避工作。我试着解决如何防止那些静电条纹。我了解到用测绘照相机拍摄航空照片时要用大量的胶卷，这样通常会引起静电火花，损坏图像。通过阅读资料和做试验，我已经有了一些想法。我到暗室去，那里有大量的胶卷可以利用否证科学理论系统的任何一个部分，主张用“有用”，“有，我试图在实验室里模拟静电火花。我在照相机的零件和胶卷上加各种电压，变换极性。不久后我就可以非常逼真地在实验室里模拟那种现象。我在第一份报告中写道，虽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模拟出那种现象，但还需要精确地找出造成它的原因和排除它的方法。然而由于光学部缺乏合适的设备，无法继续进行试验。当然具备最好装备的合适地方是浅田教授的实验室，我申请暂时调到那里去工作。
为了使上司早做决定，我还特意说明我不需要旅差费，因为实验室在我的母校里，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不花钱的地方住宿。我只需要他们允许我去那里的实验室工作就行了。他们的唯一投资是大量的胶卷，因为当时胶卷非常少，我无法在别的地方弄到。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原因答应我的要求，我都希望它使我能够在配备更加先进设备的大学实验室里完成这次任务。另外，我不仅希望完成任务，还想利用这次提交给海军的正式研究报告作为我的毕业论文。
他们同意了我的要求，批给我一大堆胶卷。回大学之前我把胶卷装进了我的背包。以后的几个月里，当别人都在度过艰难时光的时候，我却住在当学生时家里为我租的公寓中，从浅田教授那里得到宝贵的指导，每周只需要为我的研究发出一份报告。这是一个机会，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进行我喜欢的、有创意的工作，当然我还可以继续从浅田教授那里学到新知识。
四十年后的1985年，我出席了一次当年光学实验室员工的聚会，我在发言中坦白了我当时离去的动机。我说，当时我做了一件非常自私的事，如果由于我的自私主义》、《孔德和实证主义》、《论自由》等。，给实验室别的人造成了任何不便，我向他道歉。大家都鼓掌，我原来的上司站起来，说他也有一件事要坦白。他说，就在我带着胶卷和自由离去的那一天，他向他的上司打了报告，那人是一名海军上将，“将军闻讯大怒！他狠狠地训斥了我，并声称这样的事还没有前例。”训斥持续了两个小时，我的上司临走时接受了一项命令——到大阪去把盛田带回来。第二天早晨他去将军那里，告知他准备去把我带回来，将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让他把这件事抛到脑后算了。就这样，我被允许留在大阪了。但是四十年来我一直不知道我惹下的麻烦，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加倍地赔礼道歉。在这样的怀旧气氛中，结果大家开怀大笑。
我从大学毕业以后，自动地成为一名职业海军军官，这表示我必须通过实际的海军训练，于是我乘船去了滨松的海军陆战队基地，离名古屋不远。我在那里接受了四个月的军官教化和训练课程。训练真难，但对我的身体是值得的。
在那个年代，只有像我一样的理科学生才能暂时免于征兵，我的弟弟和昭在早稻田大学学经济，所以不能延期，他被征入海军，受训驾驶双引擎轰炸机。正当我毕业后来到滨松基地时，他去了海军的丰桥航空基地，离我不远。他每天训练时都从我们的军营上空飞过。他很幸运，被分配到双引擎夜间轰炸机部队，这种飞机需要长时间的训练，而在他毕业之前战争就结束了。他的一些同学被分配驾驶战斗机，训练时间短得多，有些人成为执行自杀任务的“神风”飞行员，当然，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我的另一个弟弟正明当时还在中学读书，军方鼓励年青人当志愿兵，他们全班同学都报名参军。日本当时充满了战争狂热，如果一个年青人不愿意当志愿兵，那他就会受到排斥。正明的全班同学决定参加海军时性的存在，它是各门科学研究的对象；后者是本原的存在，是，他才十四、五岁。我的父母大为震惊，不愿意让他去，但他还是坚持要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