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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厂提供足够的电力。更加糟糕的是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坚持要看最先进的自动化设备，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也就是首先要向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因此他们应该考虑建设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来日本访问的中国人总是想看日本最自动化的工厂，最新的计算机系统。他们想买的东西很多，但是有些却受到了明智的拒绝，因为在当时的发展阶段上他们无法对付那些东西。不久以后，向中国出售机器和成套设备的一些公司就被指责有“过量销售”行为。这不是他们的过失，中国人坚持说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有时相互竞争的部或者部门在重复引进相同的设备时却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对邓很坦率。我告诉他，我在上海参观了一家工厂，发现那里有一台很老式的自动锡焊机，没有投入运行，因为它焊出的零件质量太差，根本无法使用。人们坐在组装线旁抽烟和闲聊，没事可干，因为合适的零件不能按时交到他们那里。在现代化的运动中，工程师和经理们沉溺于个人的兴趣，所以他们想买机器或者成套设备，但并不去协调整个行业的活动来达到任何目的。
在上海的一家工厂，我吃惊地看到一台崭新的自动化机器正在为焊于电路板上的电线端头剥除绝缘材。电线端头剥皮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用手工完成既容易又经济。那台机器的速度很快，它工作一个班剥出的电线可以供全厂用一个月，这样的机器不能帮助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中国没有工程管理，在现代化的运动中他们从日本购买现成的设备生产彩色显像管、集成电路和其它零件，但是却没有一个总体规划来对所有的工厂和设备进行协调。在设计产品时他们没有充分地考虑当地的条件以及人们现在和将来的需要，而这些都是设计工作中最重要的依据。
在这以后政府颁发了允许外国公司与中国国营企业合资办厂的新法律。在合资法中他们声称准备承认私有制，允许向国外汇出“合理”数量的利润，允许一部分外国人所有制的自由，允许外国人担任最高管理职务。但是基本的问题是中国人对自由国家中做生意的那一套总是感到不自在，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解决。例如在工资方面，他们单方面决定合资公司中工作的人应该比国营工厂中工作的中国人得到更多。有人告诉我，其理由是合资工厂要求工人比在国营企业中更加努力地工作，而后者正是以低效率而著称。我告诉他们，这种工资上的差别是错误的，合资公司的工资在刚开始的时候应该与国营公司一样，只有在效率和生产力有了确切的改善之后才能增加工资。
他们希望把新工厂生产的用于国内市场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去赚取外汇。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不用多说，这是一个基本的错误，然而他们对这个想法却似乎相当认真。我指出，如果他们想为中国大众制造消费品，那么这些消费品就必须简单、实用和便宜。他们必须对产品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地的条件，例如供电情况。另外，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他们的产品还必须非常结实，既能够耐受某些地区的炎热和高湿，又能够耐受其它地区的干燥和寒冷。我还说到他们的产品必须易于修理，因为一旦产品销售分布广阔，他们就必须要在地球的这一大片土地上花很大的气力去建立服务网点。这意味着产品必须设计得经久耐用，在离开工厂前还要完美地通过可靠性试验。如果他们真地想为人民服务，那么质量管理就至关重要。但是在中国可靠性和经久耐用一直是个问题，产品的故障成了老生常谈。
我最后告诉他们，他们应该知道，这样结实、简单的产品在自由世界的发达市场上是绝对没有竞争力的，那里的消费者追求的是不同的品味。我还告诉他们说：“如果你想在电子工业中赚取外汇，只有一条路可走。刚开始的时候，在完全散件的基础上为外国公司组装整机，在产品中加入你们廉价的劳动力。在同一个工厂中不可能既生产国内市场的产品又生产出口的产品。”
我佩服中国人的勇气和决心。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学会了不少现代工业的知识，但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日本和欧洲的产品现在在中国有限区域的市场上展开竞争。不管是什么产品，本地货与进口货在质量和设计上的差距仍然非常明显，尽管中国货已经有所改进，而且我相信还会变得更好。现在已经投产的合资企业正在生产外国人设计的产品，看来有所进展。很多日本和欧洲的公司为他们在中国纺织品贸易方面做的工作感到高兴，例如森花江、圣劳伦斯和皮尔。卡丹等公司。1985年中国的纺织品出口额已经达到四十亿美元。
但是激励日本人生产新型的更佳产品以及激励大部分美国工商业界的竞争因素在当地的市场上还是没有出现。没有这种激励，就很难发展起来。到了八十年代，服务行业中有了一些自由，例如可以合法地开办自行车修理店或者茶馆，这才给了人们一点通过竞争取得进步的意识。众多的国营企业的控制大权从共产党铁腕领导人的手中交还给了职业管理人员，他们对自己从事的行业多少有些知识。也许竞争性正在得以恢复。在一些地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形成了竞争的局面。重庆的一家军工厂正在组装雅马哈的摩托车和摩托艇，另一家竞争对手却在生产本田的产品，他们在国内长期的竞争竟被带到了另一个国家。
1979年，由于引入了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中国政府在农业领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农村的发展政策还形成了劳动力向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平稳过渡。但是大型国营企业的现代化进程却非常艰难，这个方面至今仍然落在后面。
中国之行并不是我第一次在共产党国家看到工业企业。五年前我妻子和我应邀去过苏联。在我们动身去莫斯科之前，有人劝良子和我要带上瓶装饮水、毛巾和卫生纸，因为他们听说苏联的条件很艰苦。但是这个提醒一点没有必要。我们从到达的时候起就一直受到优厚的待遇。在机场上，一辆黑色的蔡卡牌大轿车一直开到飞机旁来迎接我们。甚至免除了移民局和海关的一切手续。他们为良子配了一名女翻译，为我配了一名男翻译，另外还配了向导和招待人员。他们做得非常友善，似乎一刻也不愿意离开我们。
良子说了一次：“我想吃点面饼。”两个翻译相互看了看，感到有点困惑。她的翻译耐心地说：“面饼是体力劳动者的食品，您不应该吃这种东西。”但是良子坚持要吃，两个翻译商量了半天，又打了许多电话，最后才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那里有很多工人，正在站着吃面饼。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享用那种包有肉菜馅的、可口的小面饼。
接待我们的人叫叶尔曼．吉希尼，当时他是科学技术部委员会的副主席，现在他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席。他是一个友好的、精明的人，能说一口漂亮的英语。我们曾经在旧金山见过面。那次正好是在由董事会和斯坦福研究院主持的会议之后，我在一个聚会上遇到他。我惊讶地看到这个俄国人在一架钢琴上弹奏爵士乐，他弹得妙极了，在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氛围中开展社交，他显得轻松自如。
然而在苏联，他只不过显得比较开朗。他坚持让我们尝试他的家乡菜，一种丰盛的农夫吃的食物。他带我们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市郊参观那里的工厂，我看到他们在制造收音机和电视显像管，装配电视机。我把那里的东西全都看遍了，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当时的苏联在家电技术方面比日本和西方落后八到十年。他们的工具既粗糙又笨拙，生产技术的效率很低。在我眼里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质量和可靠性差的直接原因是工人对工作毫无热情，而管理者又不知道怎样才能调动工程师和工人的积极性。甚至苏联人也对产品中愚蠢的设计和糟糕的质量加以讽刺，但是我相信从那次访问之后质量已经有所改进。
在访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主人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那里还有一位从通讯部来的官员和一群官僚。吉希尼微笑着对我说：“现在，盛田先生，你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工厂，了解了我们的能力。在我们国家没有通货膨胀，也不用增加工资。我们有一支非常稳定的劳动大军。我们愿意在分包的形式下与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