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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市场份额的竞争中，任何肆无忌惮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也包括工业间谍。在这个年代，甚至于在日本，有些人专门从事工业间谍的行当。当社会越来越信息化时人对自然的利用、改造。清代戴震视人道为人伦日用和身之，搞到信息的门路就会变得越来越多。例如现在就找不出保护软件的可靠办法。一旦软件被开发出来，投入应用，就很容易被人偷窍。我们以前认为专利法可以保护软件。日本政府曾经与美国政府对此展开争论，最后无可奈何地同意软件是知识财产而不是工业财产，所以只有版权法、而不是专利法，才适用于软件。但是在现实中，对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被人偷了？我承认软件是特殊的，需要新的办法来加以保护；我觉得专利法和版权法都不太合适。这个领域的事情是不好办，但是我认为需要引进新的概念。
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情报生意非常红火，成百上千的咨询商以及信息简报和杂志都可以提供情报。在计算机开发的初期，那些发明者的所作所为简直是臭名昭著，他们收买值夜班的看门人，让他们进入实验室和工作站，以便偷看对手的电路和整机。
加利福尼亚州到处都是想出卖技术情报的人。咨询商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消化政府的合同判决书、研究项目批准书、技术会议的文献和其它情报来源，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向制造商出售咨询意见。一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人总是企图从发展中的公司的雇员那里购买资料，听说愿意透露公司机密的雇员可以得到大笔的钱。有几家日本公司参与了购买机密的活动。1982年，两个日本计算机制造商的代表和十几个美国人在进行IBM（美国商用机器公司）计算机新型设计资料交易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抓获。我已经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来反对这种行为。
我认为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个不合理的因素。在美国的高技术公司里，每年都有成百上千、也许是成千上万的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被停工、解雇或者辞职。当他们到新的公司工作，他们就会为新的公司效力，他们带去了原来公司的机密，以及他们能够知道的一切。美国企业每天都会遭遇不讲信誉而造成的泄密和偷窃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缺乏长期雇用形成的忠诚，似乎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对公司机密非常谨慎，所以我们总是不断地告诫员工不要在公开场合谈论工作。在日本这是一个问题，因为部门主管、领班和其它负责人习惯于下班后和同事一起喝酒吃饭。啤酒、米酒、威士忌使他们变得油嘴滑舌，但是我又认为这种场合建立的友谊是有价值的。当然，这时候说漏了嘴的情报如果被人偷听去就会酿成大祸。
索尼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免去了这种麻烦，因为我们有一家公司自办的、非赢利的酒吧间，叫作索尼俱乐部，但是它并不是为了防止泄漏情报才开办的。当初我是看到经理们为了部下的娱乐花费了大笔的钱才想到要开办这个酒吧间（我们鼓励这种娱乐，因为它可以培养家族精神）。索尼俱乐部离总部不远，是一栋不起眼的建筑，只有索尼公司的员工才允许进入，任何时候在这个俱乐部里，包括酒保、厨师、服务小姐和其它服务人员，都是索尼公司的雇员。其它人，不管是多么重要的人，都不得入内。部门主管以上的负责人都有一张俱乐部的信用卡，他们在那里的费用可以从他们的工资单上自动地扣除。俱乐部里的娱乐开销很经济，又加强了公司的团结一致，除了这些明显的优点之外，它还为防止泄漏公司机密设置了一道壁垒。
我很早以前在美国就学会了不要听信外人的主意。有些公司急于提高竞争力，可能会听信外人的主意，但我总是觉得这样做是错误的，可能引起法律上的问题。就算你在听到情报贩子兜售情报时说：“我知道了，我们很早以前就是这样做的内。”《荀子》重视为人之道。韩非把道理解为“万物之所然，，”只要你的做法与他的建议有一点相似之处，你还是可能遇到麻烦。爱德华．罗斯尼，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法律教师，要求我决不听信外人的主意。他坚持说，要想这样做，就只能走专利这一条路。如果一个专利得以批准，我们就可以要求查看它的详细资料，因为它将成为公开记录中受到保护的事项。这样就可以对这个主意进行评估，从而决定是否需要买下它的许可证。
罗斯尼对我讲过一家纽约的公司打官司的事。一个人对公司的总裁说，他有可靠的办法使公司的业务翻一番。后来他因行为怪异而被开除。几个月以后公司决定对所有的产品大幅度提价。这时那个怪人向法院提出起诉，他说这原来是他的主意。他使公司业务翻一番的可靠的办法就是将产品价格提高一倍。当然他的官司打输了，但是公司却为此花了不少的时间和金钱。我不愿意被牵扯到这样荒唐的讼诉中去。
第二十五章
商业竞争的想法在自由世界中的很多地方似乎都消失了，这是令人担忧的。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一些手中握有权力的人相信国有制的公司生产的产品已经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欧洲的体系仍然普遍强调减少竞争、增加利润。他们热衷于少数公司的袭断，以便加以控制。但是这种做法不利于消费者和雇员。
在美国，他们鼓励人们去冒险，他们可以提供冒险资金，这是世界上其它地方没有的事。在日本至今都无法自由地得到冒险资金，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大公司都是水平结构，有办法为自己的新项目筹资。这对小企业主不利，如同我们在四十年代东京通信工程公司时那样的做法，他们必须在市场上找到合适的空缺，再在那方面想出新的办法。有些人现在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在像我们这样的高技术产业中，因为需要相当大的投资，所以现在这样做更加困难了。虽然冒险资金比以前容易搞到手，银行还是不愿意把钱贷给无名小辈。
我们当初用那么少的钱就开起了公司，真是太幸运了，而且我们还有幸聘请了众多的知名顾问，他们带来的潜在投资者提高了我们的商业信用程度。我们真正的资本是我们的知识、创造力和热情，我相信，这些品质至今仍然很受欢迎。
令人感到高兴和震惊的是中国在农业和一些服务性行业中开始理解自由的市场体制，并允许进行一些自由的市场竞争。苏联也不时地受到诱惑，想往他们的体制中引进一些资本主义的刺激，但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对这件事却非常认真。
1979年，我乘坐我们的猎鹰喷气机飞往北京去访问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我的朋友亨利．基辛格帮助安排了与邓的见面。我的访问原定为“礼节性”的拜访，与邓的见面不打算公开。当时中国已经成为我们产品的长期客户，在北京市中心的长安街王府井路口离北京饭店不远的地方树起了巨大的广告牌，多年来一直为我们的产品做广告。除了会见政府官员，我还想去看看中国现代化的情况，特别是他们的电子工业。我到上海去，在那里有机会参观了一些工厂，与很多人交谈，后来在北京的安排也一样。接待我的人听说了最高领导想见我的消息之后都吃了一惊。
我与邓小平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里我们坐在厚厚的沙发上，大厅的天花板很高，墙上挂着中国壁画。他对我的公司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的迅速发展提了很多问题，他想听听我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中国人开始找日本人在技术上帮忙。我对他坦诚地指出，新的现代化项目中有很多低效率的现象。我告诉他说：“您正在浪费大量的宝贵时间和金钱，我想您负担不起这样的浪费。”在一个小时内，用了两名翻译，我们讨论了局势，他主要让我发表意见。他不太动声色，但是就在我们讨论时他命令电子工业部门的高级领导人以后与我再进行细谈。
七十年代末期，中国人的现代化运动充满了热情。他们的官僚和专家到日本、美国和欧洲去考察，购买成套设备和技术，这些设备只有技术工人才会使用，而中国非常缺乏技术工人。他们签订合同，建造工厂，但是他们甚至不能为这些工厂提供足够的电力。更加糟糕的是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坚持要看最先进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