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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外为索尼公司参加的活动以及作为摩根担保信托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泛美航空公司和IBM世界贸易公司的董事，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世界上众多的优秀经商者，其中很多人成了我长久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德克萨斯仪器公司（TI）请我去帮助他们打入日本市场是理所当然的事。我1955年就认识了TI的帕特．哈格提，那时我们一起商量过成立一家合资公司。虽然后来这件事并没有办成，哈格提和我却成了好朋友。当TI开发出集成电路时，这项技术引起日本电子行业里每个人的兴趣。当时（1968年）TI的董事长是马克．谢培德，他对进入日本市场的态度相当强硬，他将不向任何日本公司出卖集成电路的许可证，除非TI已经在日本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公司。TI也想进入日本，生产集成电路，然后再在日本的市场上销售。
但是根据日本已有的条例，与日本公司合资办厂是TI进入日本的唯一途径。TI的技术受到尊敬，很多人意识到，让TI进入日本对我们这个行业和国家都有好处。另外，很多公司都想得到集成电路的技术。于是他们找到我，让我想办法搞一个折衷的方案。我提出TI与索尼公司合资办厂，我们也是半导体生产厂商，通产省似乎也认为这个方案可行，按照这个方案，再过三年我们就卖出自己50％的股份。但是我们遇到了意外的障碍，因为TI说，他们需要看到政府对公司三年以后我们卖出50％的股份有一个书面的担保。在很多国家，要求政府机关提前对某件事做出担保是很难办到的。我对TI的谈判者说：“你必须相信我们，”但他还是坚持要白纸黑字的担保书。我们最后还是搞了一个令人满意的书面文件，但这只是为了使美方的律师放心。TI经营这家公司，好像公司完全属于它一样，他们干得很好，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正如我们对TI的律师所承诺的那样，三年以后，我们的股份全都卖给了TI。
办完了与TI的合资公司之后又过了好几年，我帮助通用汽车公司（GM）的董事长詹姆斯．洛奇通过谈判买下了五十铃汽车公司30％的股份。这是第一笔有关汽车的大宗生意，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谨慎从事。1971年4月詹姆斯．洛奇来到日本时，当时国内有关人士的态度非常排斥。报纸的大标题推测这个巨头公司的动机，他们的言辞中透露出火药味。他们大谈“入侵”和“桥头堡”这类的话“超人”的诞生，平常人不过是“超人”用以实现自己意志的，并推测洛奇是来接管五十铃汽车公司的。
在此之前，亨利．福特二世访问了日本，由于他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上猛烈地批评了日本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步伐太慢，所以洛奇的到来引起了更大的骚动。事实上福特是个很坦率的人，但他的坦率激怒了众人。我知道詹姆斯。洛奇是我在摩根担保信托国际委员会中的同事，在准备这次旅行时，摩根委员会驻东京的代表请我帮助洛奇，在他到来后对他简要地介绍一下情况，为他安排一些会见。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因为福特的来访可能已经对我们产生了负作用，而我们正在日本促进自由化和削弱地方保护主义。再来一次敌对性行动就可能使得经营多年的自由化和国际化事业大受挫折。
我希望洛奇在日本人心目中留下一个正面的第一印象。洛奇一到日本，我就在羽田机场的东京旅馆为他租了一个房间。等在机场的记者被告知，洛奇先生累了，他要在旅馆里逗留半个小时，稍事盥洗，再休息一下，然后才能与记者见面。我提前到达旅馆，所以没有被记者看到。我在房间里等着洛奇。我花了半个小时向他做了简要的介绍。我为他安排了与通产相宫泽喜一以及工商协会会长的的见面，这件事后来成为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我还为他安排了首次新闻发布会的格局，他的新闻发布报告，预计了记者们在招待会上可能提出的问题。他的助手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们对每件事都详尽地加以讨论。我建议他在解释GM的对日方针和他本人此次访日的任务时采取低调的态度，因为当时日本人的心情非常紧张，好像得了过敏症一样。
新闻界把GM的对日方针视为战后时期最重要的新闻，各家报纸都为赢得有关GM计划的独家图片和消息发布权而你争我夺。我劝洛奇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GM没有兴趣吞并五十铃汽车公司，他照我说的做了。这个消息刚一公布，我所预料的问题都提了出来的政治革命和私有制的灭亡。同时还表述了马克思正在形成，洛奇根据我的建议回答了这些问题。当时外国公司要买下日本公司三分之一以上的股票就必须得到政府的准许，我帮助工业界和政府中与GM…五十铃计划有关的人士铺平了道路。这项计划顺利实施，得罪的人并不多。
多年以后，我高兴地得知GM对我的帮助仍然怀有感激之情。几年前GM日本公司的负责人邀请我去吃午饭，他告诉我，他在来日之前读过公司的文件，他对我说：“我知道GM欠你多少人情。”他的话使我感到非常高兴，而且对将来充满了激励，因为我知道像GM这样的巨头也具有人间温情，而在这一点上我们一直认为只有日本的公司才做得特别好。罗杰．史密斯成为GM的董事长之后访问了日本，他请我去与他聊天。他对我十多年前给与GM的帮助表示了感谢。
第二十二章
管理者的主要职能是做决定，也就是说要具备专业知识，有能力预见到技术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与趋势。我认为，一个经理必须对自己的行业领域有广泛的常识。由知识与经验产生的特殊感觉也很有帮助，这种特殊感觉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超乎事实与数据之外的直觉。
有一天在纽约，我与彼特．德拉克教授、比尔．本巴赫一起吃午饭，德拉克教授是一名管理学专家，本巴赫是个广告商，他为我们做过多次广告宣传，包括那个脍炙人口的成功电视连续剧《大肚子电视机》。我们谈到了管理，德拉克说：“当我与日本的经理们谈话时，他们的思维似乎不符合道理。奇怪的是最后他们却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怎么回事？”
本巴赫想了一下，坦率地说道：“我的专业是做广告，对经商之道知道得不多。但是为了做出合理的决定，就必须全面地了解事实以及事实周围的环境。当然一个人也许不可能什么都知道。美国的经理可能相信自己是合理的，但是他们的合理性仅仅只是建立在他们已经知道了的事实基础之上。肯定还有很多事实与环境因素他们并不知道。如果漏掉了这些，那么无论结论看起来多么合理，也是没有根据的。”
他继续说道：“与此相比较，日本的经理好像有一种东方人的第六感。他们不是把一件事与另一件事放到一起，而是作为整体抓住总的想法，再利用这些信息与第六感来做出决定。通过这样的途径，他们对总体想法的领会比通过仔细推理的人更加深刻。”
我用比尔．本巴赫的评论来表明这样一个观点，生意人要了解他从事的行业和周围的环境，随时做好准备，利用掌握的专业知识甚至凭借所谓的第六感进行冒险，这是至关重要的。我又想谈到我对便携式立体声放音机Walkman的预感，但愿读者诸君不会以为我在自吹自擂，尽管当时我们公司里很多人持怀疑态度，我还是认为它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受人欢迎的产品。我对此事信心十足，我甚至说过：“如果今年年底我们的销售量没有达到100，000台，我将辞去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当然我不是有意要那样做。我知道这个产品会成功的。
在当今的美国，管理人员的流动性很大，有人告诉我，白领雇员一生平均要在三个不同的公司里工作，所以公司的经营者对公司产品的技术方面知道得很少，甚至一窍不通。如果真是这样，他当然缺乏对产品的直觉以及它们对市场的影响力，假如一名会计师经营一家日用品公司时尤其如此。当然这种情况也有值得注意的例外，但我想不会太多。据我的观察，这种外行的、缺乏自信的负责人在风险面前只会犹豫不决，对每一个行动步骤都要找出理由，所以他们通常都要去请教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