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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造葡萄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明治政府预计到大米的短缺，而大米正是酿造米酒的基本原料。种植葡萄园，如果有可能的话，用葡萄酒来取代米酒，这样，在遇到预料中的歉收年时就比较容易对付了。历史学家们还有一种说法，当时政府是为了给那些在新政下无事可干的武士找一个就业机会。我们有大片耕地，所以1880年在明治政府的鼓励下，从法国带回了葡萄根茎，并且种植到我们的地里。我的高祖父安装了一台机器，用来加工葡萄，建起了适当的酿酒设施，还从附近招来了农工，在葡萄园中劳作。四年后总算做出了一点葡萄酒，这下子增强了大家的希望，认为这个新型的工业将会兴旺起来。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当时法国的葡萄园正在荒废，因为它们先是遭到了霉菌，后又遭到一种像虱子一样的葡萄虫的侵害。很明显，从法国带回的葡萄根茎已经受到了感染，尽管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这件事还是失败了。1885年在久左卫门家的葡萄园里发现了葡萄虫，葡萄藤必须全部扯掉，久左卫门必须卖掉土地来抵债。葡萄园被改作桑田，用于养蚕。但是盛田家的其它传统产品，例如酱油和豆酱，却在1899年拿到巴黎参加了国际博览会，其中还有一种产品赢得了金奖，这在那个年代对于一家日本公司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总之，我的这位祖先有一种对新事物的渴望，而且还有一种不因一件事失败了就放弃的勇气和力量。他的前一任户主开创了啤酒制造业，请了一位中国酿酒师。这位中国酿酒师是在英国学的手艺，他自己还开了一家面包店，如今这家公司叫作PASCO，生意兴隆，已经有了海外分店。不屈不挠、坚持不懈、乐观向上，这些天性从家族的基因中传给了我。我想我父亲从我身上可以看出这一点。
我的高祖父于1894年逝世，为了纪念他生前的功德，1918年在小铃谷村为他建了一座青铜像。他曾经用自己的钱为村里的人修路，改善设施，还做了许多其它的善事，因此当明治天皇巡视我们家乡附近地区时，曾对他授勋。不幸的是战时为了弥补军需，那座铜像被送去熔化掉了。人们留下了一个模型，又做了一尊陶瓷的胸像，这座胸像至今还树立在小铃谷村宗祠前的小树林里。
虽然看起来我们家的历史一直在小铃谷村的周围，但是我的父母亲却从那个安静的小村子搬到了名古屋市，名古屋市是爱知县县府（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译者注）所在地，我就是1921年1月26日在那里出生的。把家搬到名古屋这个热闹的工业城市去，只是父亲促使盛田公司现代化的计划中的一个步骤，它给古老的公司注入了新的精神。另外，在城市里办一个现代化的企业也比在那个美丽的小村子里更加便利。所以我不像我的祖先们那样生活在一个小村庄里，而是在一个大城市里长大。当然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根还是在小铃谷村。
最近我们在老家的仓库中发现了很多有关那个小村庄的古老文件。这些文件很有趣味，我已经建立了一笔基金，用于对这个历史文件图书馆的保存与研究。这些材料都很详细，它们从一个非常实际的观点对三百年前日本的农村生活做了大量的描述。我们对这些文件进行了分类，并把分类合订本提交给日本的各个主要图书馆和大学。还建了一个玻璃外套，将原来的仓库罩起来，旁边连着一座三层楼的房子，学者们现在可以在那里研究那些历史文件，而它们仍然放在原来仓库中的老地方。我总是想，如果我退休了，我还可以在小铃谷村研究历史，与那些历史文件打交道，度过繁忙的晚年。
我父亲对我十分慷慨，尽管如此，我仍然肩负着长子的重任，所以他决定我从很小时就应该接受商业教育。父亲受到时代的限制，因为他是家里长子，所以为了挽救家业，他必须中止学业。他一直是个很讲实际的商人，而我认为他是保守，有时甚至保守得过了分，特别是要为一件新的、有风险的事或者非同寻常的事做出决定的时候。他看上去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出决定，而且还总是要担心。有时候我甚至认为他会为了没事可担心而担心。我经常为某些对我的管束与他争执，我想他喜欢这些小小的争执，这是一种教育我的方法，它使我学会了逻辑地说理和表达自己的论点。他甚至将我的愤怒转为训练。直到我长大以后，我还是继续为他的保守主义与他持不同意见，但是这对我们家却有好处。与他在生意上严肃与谨慎的个性相反，他是一个温和、慷慨的父亲。他的全部休闲时间都是与孩子们一起度过的，给我留下了很多的美好回忆，其中有他教我们游泳、钓鱼，还有徒步旅游。
在父亲的眼里，生意毕竟是生意，不能开玩笑。我记得十岁或者是十一岁时，我就第一次被带到公司办公室和酿酒厂去。父亲想让我看一下怎样做生意，我长时间地坐在他的身边，旁听枯燥无味的董事会议。就这样，他教会了我如何与雇员交谈。我还在读小学时就学会一些生意经。因为我父亲是老板，所以他可以让经理们到家里来汇报和参加会议，而在这样的场合他总是坚持要我旁听。不久，我就对此感到津津乐道了。
父亲总是不断地提醒我：“你一出生就是老板。你是家里的长子，切记勿忘。”绝对不允许我忘记，将来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父亲的继承人，担当公司的最高管理者和家族的户主。我认为有一件事至关重要，当我还是一个年青人时，就不断地受到这样的训戒：“不要以为身处高位就可以支配周围的人。要搞清楚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同时也要搞清楚让别人做的事，并对此担负起全部责任。”我还受到过这样的教育，斥责部下，出了问题就推到别人身上，也就是找个替罪羊，这些都无济于事。按照家里人教导我的日本式思维方式，合适的做法应该是利用与别人达成的共识来完成一件事，使双方都受益。每个人都想获得成功。在学习与雇员共同工作时，我发现一个管理者需要培养自己的耐心并学会体谅别人，不能做出自私自利的举动，更不应该对人耍弄卑劣的手段。我一直坚信这些概念，而这些概念帮助我形成了一种管理哲学，这种管理哲学在过去以至今天都对我和我的公司起着良好的作用。
我们家的人信奉佛教，所以也受到由此产生的训戒的引导。家里的人很虔诚，经常在家进行宗教仪式。大人们递给孩子们一本佛经，并要求他们一起学着念那些复杂的汉字。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信教者，但是由于这些习俗与传统对于家庭很重要，所以还是得以保持下来。多年以后，当我们回家去看望父母亲时，进门后的第一件事还是去跪拜家里的神龛。
我读中学时，所有的假日除了用在生意上，还是用在生意上。父亲要开会时就会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要在那里坐着听人向他汇报。然后就是盘点货物。通常把这个称作盘存，采用的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的、非常精确的的办法。我们到工厂去，公司总裁站在身后，清点每一件东西。我被教会检查酿酒过程，还要亲口尝一点酒，试试它的味道，再把它吐掉。尽管这样，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对任何酒精制品都不感兴趣。
虽然我父亲从天性上讲是个非常保守的人，但他还是希望他的家人能够得到他们需要和想往的东西。他对新的、引进的技术和外国货总是很感兴趣。我们家还住在小铃谷村的时候，他就从国外买了一辆福特旅游车，在家乡办起了出租车和公共汽车。他找了一个原来拉两轮人力车的车夫来当第一任司机，当时人力车在日本还很普遍。在儿时的记忆中，我们星期日要出去郊游，坐在一辆福特T型或者A型敞篷车上，沿着凸凹不平的狭窄道路，慢慢地颠簸向前开，母亲神气十足地坐在后面的座位上，把她手里的阳伞庄重地举直，遮挡住阳光。后来父亲总是乘坐由他的司机驾驶的“别克”车。我们家里还有一台通用电器公司出产的洗衣机和一台西屋电器公司出产的电冰箱。
虽然我们家在某种程度上西化了，但是对我的生活第一次真正产生作用的外来影响却是我的叔叔敬三，他在国外住了四年，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