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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为其它的杂事分心，我们写了一份初步发起书，费了很多口舌向SEC解释我们的发展计划，直到他们满意为止。还有很多事要干，而且都是我从未干过的事，例如，我们必须改变财会方法来依从用于欧美的汇总系统，所以也就第一次对我们的数据进行了汇总。亲眼看到这项工作起什么作用之后，我不得不同意一位美国同事的看法，他曾问过我：“如何你不汇总的话，你怎么知道公司的营运是否正常？”我们以往的经营情况好到了不需要学习汇总的地步，但是从那以后，汇总成了日本的标准报表方法。
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合同都翻译成英语，还要把公司的一点一滴都写成文字，加以详细解释。使得律师和会计们大伤脑筋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很多合同都规定，在合同有效期间，如果条件改变唯我论主观唯心主义的极端形式。把“我”看作唯一的，使得任何一方遵守合同的能力受到影响，双方则应该坐下来讨论新的情况。这样的条款在日本人的合同中是很普通的，而且许多公司做的大多数生意甚至根本不签合同。但是这在不懂得日本式生意经的人眼里是危险的做法。我猜想，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意识差别。美国人无法理解，如果双方有了主要分歧后，还怎么可能坐到一起来谈相互信任？
我们的担保人认为更加严重的事情是我们依赖传统日本系统中的短期贷款的财务方法。依靠大量的九十天可展期贷款经营一家公司，这在日本已经成为习惯。有人问：“你怎么能依靠这么多的短期贷款来做生意？一旦银行要收回，你的生意就做不成了。”我们解释说，银行不会收回的，这是传统的最便宜的筹资办法。它给日本的公司带来很大的灵活性，如果继续需要可以展期，如果不再需要就可以还款。银行非常关注他们支持的公司，在开始贷款的时候就十分谨慎。但是我们的美国同事还是要看到银行写在纸上的贷款可以展期的保证。我解释了银行与公司之间存在的相互信任，他们还是希望看到书面的东西。最后他们总算理解和接受了我们的做法。我们也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
经过三个月日以继夜的工作，我们认为在东京本部的事情都已办好，然后转到纽约去处理最后的细节，直至注册。东京股票交易所下午三点关门，这时在纽约却是凌晨两点。我们必须时刻注意东京的股市，因为如果股价浮动得太多，我们就可能会在SEC遇到麻烦，这样一来，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在野村证券公司纽约办事处至少工作到两点钟，在那里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与东京通话，核查股市情况。下班后我乘地铁回公寓旅馆，它正好在五十六街东段的汽灯俱乐部马路对面，每天凌晨大约2：30的时候我精疲力尽地回来，总是发现大门已经上了锁，不得不去按看门人的门铃。我在那里住的时间长达几个星期后，他开始对我的精力感到奇怪，每天早晨我拖着疲惫的脚步回来时，他看着我，暗自流露出佩服的神情。有一天晚上，他对我说：“我真地不知道您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精力，每天晚上在汽灯俱乐部玩到两点。”
当时我们累得要命，事情办完后大家都站不起来了。最后的一天来到了，我们必须决定股价。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纽约时间凌晨2：00时得到东京的最近价格，还要获得担保方，也就是厄尼（厄尼斯的昵称——译者注）．西瓦兹巴赫的批准史观的对立。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唯心史观一直占据统，把股价填入发起书中，再把它立即印出来。然后一名律师乘上午6：00的火车去华盛顿（当时还没有早晨的来往班机。），9：00时把发起书递交给SEC。如果申报得以批准，这名律师必须在SEC用公用电话通知纽约，我们就可以把ADR投入市场了。但是最后的一天，厄尼．西瓦兹巴赫却坚持不住了。因为只差股价没有定，而定价的程式都准备好了，于是他决定回家去休息一下。他向我们建议说：“你们决定了股价之后给我打个电话，我可以从家里发出批复，用不着在这里等了。”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西瓦兹巴赫回到家里，他躺到长沙发上，把电话放在身边后马上就睡着了。当我们给他打电话时，他睡得太沉了，怎么也叫不醒。我们打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回音。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野村证券、东京本部和我对发行股价已达成一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时定的股价是一ADR为17．50美元，相当于10股，我们必须得到西瓦兹巴赫的批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他还在格雷特．勒克镇家中的起居室里鼾睡，我们不停地看手表，考虑对策。山姆．哈特威尔，厄尼的助手，想出了一个办法，因为西瓦兹巴赫是格雷特．勒克的镇长，我们可以给该镇的警察局打电话，让他们派警车去他家把他叫醒。这真是个好办法！不凑巧的是一个星期以前，格雷特．勒克的几个坏家伙用电话骚扰过镇长和警察局长，所以哈特威尔打电话时，那边的人并不热心。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对山姆的请求发出了讥讽的笑声。山姆花了很长时间向他们解释，最后他们总算相信了，派出一名警察去叫醒镇长。
一切事情全都办完后，我累倒了。但是结果却令人喜出望外：海外发行的股票提供了一张四百万美元的支票。我以前还没有见过这么大数目的支票。我回到家里，累得我两个星期几乎起不了床。后来我们出版了一本很详细的书，这本书成为想在美国市场上发行股票的日本公司的“圣经”和课本，十分流行。1966年西瓦兹巴赫从史密斯．巴尼公司退休后，我抓住这个机会聘请他担任索尼美国公司的总裁，接替我的职位，而我自己升任董事长。他在经历了我们发行股票的过程之后，变得和我一样了解索尼了，他担任总裁职务，直至1968年去世为止。
第十二章
早在1960年的时候我就在东京的银座地区开了一个展示室，在那里潜在的顾客们可以试用我们的产品，而没有推销员在一旁促销，展示室成了一个大家都很喜爱的地方，它的广告价值是巨大的。因为我们是新公司，我们必须向日本人介绍自己，就像后来我们还要向美国人和欧洲人做自我介绍一样。
在纽约建立一个展示室成为我的目标。我巡视了这座城市，意识到如果我要找的人是有钱人，他们买得起我们的高价产品，那么应该到第五街去找。我在曼哈顿中区的第五街徜徉，观察那里的行人和商店，结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把搜寻的范围缩小到第五街的东段，在第45路口和第56路口之间，因为那一段看上去是最高雅的部分。
然后我开始寻找合适的、临街的出租门面，我注意到这条街上展示出很多国家的国旗，但还没有日本的。我决定，当我们的展示室开张的时候，我们将第一个在第五街上挂出日本国旗。
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最后只好定在一间相当小的房间里。我亲自动手画了一张布置图，并在一面墙上镶了玻璃，使房间看上去显得大一点。我在展示室里工作学说，试着适应美国人的生活节奏，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我真地想了解美国人的生活，如果我们想在巨大的美国市场上成为一个成功的公司，那么我们要做的事绝不仅仅是在美国建立我们的公司。我应该把家搬到美国来，体验一个美国人的生活。当我一个人在纽约时，我收到过很多的邀请，结识了不少的人，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在美国有个家的话，这种经验将会更加丰富，因为无论我到哪里，例如到乡村俱乐部去，或者参加周末聚会，或者去吃饭，美国人总是和家人在一起。很多邀请都是发给“Mr．and Mrs．Morita”（盛田先生及其夫人——译者）的，而且我还听说单独的男宾会使女主人感到为难。如果我们一家人住在美国，我们将比作为来访外宾更加了解美国。
我没有对别人谈起过这个想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自信应该这样做。美国是个开放的、进步的国家，而纽约一直是通往世界的十字路口。1962年10月我带着我的妻子良子到纽约参加展示室开张仪式，在开张仪式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大胆地向她说：“良子，我们搬到纽约来住吧。”她非常了解我，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后她甚至并不显得很惊讶。我知道，她出生在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