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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东京后，我们凑齐了钱准备成立新公司——东京通信工程公司，这笔钱很少，只相当于五百美元，或者说刚刚够数。很快我们就把钱用完了，只好经常向父亲借贷。他相信我们和我们的公司，从不逼我们还钱。我只好给他一些公司的股份。结果证明这是一种很好的投资，他对我们的信任得到了充分的回报。由于股值上升，他变成了公司的大股东。
虽然我可以从东京工业大学的教书工作中得到另外的收入，但我的心并不在教学上。我很想专心致志地在自己的新公司里工作。有一天我高兴地从报上读到一条新闻，占领军当局决定从所有教师中将以前当过职业军人的人清洗出去。我想这里面也有我的份，因为我曾经是一名职业技术军官，而且根据我的委任状，我应该在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日本帝国海军中终身服务。执行占领的联军总部（简称GHQ）对旧军人的清洗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职业军人是战争中的主要罪犯，他们曾一度控制了政府，所以不能让他们对战后日本的无知儿童再施加不良影响。对于我而言，这次清洗是个好消息，我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撤消对大学的承诺，而且还可以回到新公司去一心一意地工作。
我去找服部教授，对他说，我虽然很喜欢教学工作，但由于这个消息我不能继续留在大学里了。他到办公室去查看，但是别人告诉他，尚未接到文部省的正式通知，所以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学校里让我继续留任，直到接到官方通知为止。我只好又在学校里教了几个月的书。我很想离开学校，但是又深感有义务帮助我的恩师服部教授，而不能一走了之。等了很久还没有见到有通知来，于是我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我把报纸上的文章给校长和田小六先生看，向他表示了我的担心，如果我继续留任而被发现，那么校方就会因为“未清洗”受到惩罚。我说：“根据这个我应该受到清洗，但校方却说我应该继续留任。我担心这样下去会给学校惹出麻烦，而我并不想对此负责。”校长考虑了我的意见，最后他说：“那好，你今天就可以停止教书了。”就这样我的教书生涯到此结束。我向服部教授告辞后高高兴兴地回到公司。
几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正式的通知将我从大学里除名，学校里每个月都要打电话来通知我去领取工资，因为我的名字还留在工资单上。虽然我已不再教书，但是为了补偿通货膨胀，每隔两三个月还要给我加一次工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6年10月，文部省终于颁发了对我的清洗令。那些日子里，我们的新公司一分钱也没有赚到，所以能够继续领到一份工资还是很不错的。
1946年8月，白木屋百货店准备重修房屋，他们不准备再给我们留一个地方了。我们暂时搬到东京的老城区吉祥寺去，但是那里并不令人满意。最后我们搬到御殿山上的一个非常便宜的、荒废了的木棚屋里去了。御殿山地处东京南郊的品川，曾一度因其美丽的樱花而闻名。1853年御殿山上曾设有要塞，是东京湾防卫体系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在1947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搬进那间经过风吹雨打的老房子时，御殿山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要塞雄姿，周围到处都是战败的景象，遍地弹痕累累。由于房顶漏水，有时我们不得不在办公桌上撑一把雨伞。远离闹市，我们在这里更加自在，而且比以前那个百货店里有了更多的空间。
为了找到东京通信工程公司的房间，你必须猫着腰穿过好几道晾衣绳，邻居们经常在那上面晾一些小孩的尿布，让风把它们吹干。我的亲戚来看我时对这种寒酸相大吃一惊，他们认为我成了一个流浪汉，回去如此这般地告诉了我的母亲。他们想不通，如果我不是那么“激进“的话，我怎么会找这么个地方来工作？因为我是一个老牌公司的总裁的儿子，完全可以在名古屋过一个大少爷的舒服日子。
第五章
在探索开发一种新的产品时，经常有人向井深建议制造收音机，因为收音机在日本仍然有很大的需求量，而不是再加个短波接收器就可以满足的。但是井深坚决地拒绝了这种建议。他的理由是大公司可能很快就会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他们势必将其元件优先用于自己的产品，然后才卖给其他人。很自然，他们会把最新的技术保留在自己手中，尽可能长久地在与他人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井深和我经常谈到新公司的概念，它应该成为一个具有改革精神的、明智的公司，用精巧的方法生产高技术的新产品。仅仅生产收音机并不是实现这种理想的好主意。
我们对日本人剩下的家庭用具进行了一次并不科学的调查。我们已经卖出了不少的短波接收器，使很多日本人从战争中小心翼翼地保留下来的中波收音机功能大大增强，现在我们意识到人们还有很多的留声机。在战争期间，新的电动机和磁拾音头是不可能弄到的，很显然，用这些东西对战前或者战时的那种老式留声机进行修理、改造还是大有市场的。新的美国流行摇摆乐和爵士乐随着唱片进入日本，大家都渴望得到。美国人带来了他们的音乐，占领当局兴起了一场运动，向日本人展示美国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占领当局控制了广播电台，学校里又可以重新教英语了，英语广播也得以恢复，而这些在战争期间都是被禁止的。经过多年的思想禁锢和军事独裁，民主、个人自由和平等的思想植入了肥沃的土地。
占领期间，什么东西都很紧缺，每个人都必须到黑市去采购。我们的新公司，也就是1946年5月7日正式成立的东京通信工程公司，想方设法买了一辆非常破旧的达特桑牌小卡车，价钱大约相当于一百美元。整个公司里只有我和井深这两个最高领导者有驾驶执照，所以我们不得不自已驾车去交货，去买日用品，去为工厂搞原材料。我们要办公，要帮助装车卸车，车开不起来时又要去摇，还要干其它的杂活。
东京街上的景象一片混乱、嘈杂，到处是烟雾和恶臭。汽油极少，就算你找到了，价钱也非常昂贵。很多轿车、卡车和公共汽车都进行了改造，使用废油、焦炭和其它固体可燃物限制在经济斗争范围内，故名。贬低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包括垃圾和煤粉。战后这些车还在行驶。街上偶尔还出现了驴车。我们想尽各种合法的和其它办法为我们的卡车搞到汽油。许多美国兵卖汽油，用管子从他们的吉普车和卡车油箱中往外吸，还有些人干脆整桶地卖。占领当局为了制止这种行为，在汽油中加上红色染料。街上随时设置关卡，警察阻拦车辆，宪兵把一根长玻璃管插进油箱中，一头用手指按住后再抽出来，如果他发现管子中有红颜色，司机就要费一番口舌了。但是不久他们抓到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因为有些聪明的日本人发现用焦炭可以把汽油中的染料滤掉，这样一来，又开创了一种兴旺的新行业，使黑市汽油合法化了。
我们知道大电气公司对更换零件的生意不感兴趣，他们生产和销售新的留声机。做零件生意肯定不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努力的目标是高技术，井深对眼下的情况很清楚。当时我们制造的新型电动机和拾音头是最好的，正是这些产品才使得公司没有因为财政危机而垮下去。现金十分紧张，当局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对银根严加控制，在流通中冻结了大量的现金，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麻烦。个人和公司从银行中提取现金都有一定的额度。这也正是我们不得不动员每个人都来生产电热毯的初衷，想通过直接销售来多搞点现金。
井深下决心要生产一种全新的产品，不是对战前市场上已有的产品稍加改造，而是在日本前所未有的，也就是钢丝录音机。我们已经见过德国生产的钢丝录音机的样机，日本的东北大学为了这种机器正在研究一种特殊的钢丝。研究者们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已经为磁性钢材开发出了杰出的新技术。
井深打听到住友金属公司可以生产我们所需要的钢丝，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