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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他，退还了他的礼物，并在打发纳杰日达号离开时命令俄国船只不准再来
日本；于是列赞诺夫单独回国，而封·克鲁森斯腾乘纳杰日达号载运堪察加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 第145—147、381 页；拉费尔·达尼别加什维里：《达尼别加什维里旅行
记》，马鲁阿什维里编；法乌斯特： 《1727—1805 年俄国的对华贸易及其背景》，第325—326 页注115；
坎曼：《不列颠打通西藏的最初尝试》，第30 页；拉姆：《1767—1905 年通往拉萨之路》，第51 页注2；
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论丛》，10 （1855 年），第354—373 页。
② 法乌斯特：《1727—1805 年俄国的对华贸易及其背景》，第3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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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皮毛驶向广州，以期与涅瓦号在1805年后期会合。
与此同时，理藩院却答复说，清帝愿意接纳一名俄国使节；于是圣彼得
堡派戈洛夫金伯爵去试探清朝对俄国人所提一连串迫切要求的反应。戈洛夫
金想说服北京向俄国人开放整个俄…清边界以进行贸易，把俄国在固勒扎和塔
尔巴哈台的贸易合法化，并同意把贸易扩大到额尔齐斯河和布赫塔尔马河会
合处。此外，他还企图使俄国获准在中国内地不受限制地进行商队贸易和取
得在南京的贸易垄断权。另外还有许多其他要求，如通过西藏与印度贸易；
俄国的监督官有权陪同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到拉萨朝圣；在黑龙江航
行；在黑龙江河口建立仓库；广州对俄国船只开放 （首先从纳杰日达号和涅
瓦号开始）。根据俄国枢密院后来送交理藩院的一份说明，戈洛夫金应在纳
杰日达号和涅瓦号驶抵广州前到达北京并正式宣布它们之到达广州，同时解
释它们在广州进行贸易的理由。
但是清朝的朝贡礼仪这一棘手问题，特别是叩头的问题，在戈洛夫金到
达清朝京城前就破坏了他的使命。俄国派往北京的使节一直行清廷要求其属
国履行的三跪九叩首之礼。但在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作为俄国主要商业敌
国的大使已经拒绝行叩头礼，可是清帝仍予召见。当时这个英国人在北京要
求取得与俄国人享受的相似的贸易权利 （每三年来一次朝贡商队），而清帝
的答复是，俄国人的贸易仅限于恰克图，英国人的贸易就应同样限制在广州。
到戈洛夫金出使时期，清政府当然会担心：给一个欧洲强国以特许权，
其他欧洲列强会起而效尤。自马戛尔尼事件以后，清王朝比过去更热衷于坚
持合乎体统的朝贡仪式，特别坚持叩头的礼节。另一方面，戈洛夫金知道马
戛尔尼拒绝行叩头礼后，很可能下决心尽量不使自己降低身分。在俄国使节
到达北京前，清当局要他在张家口对披挂着黄绸的代表清帝的象征物叩头，
以此来考验他。戈洛夫金拒绝照办。清政府坚持这一要求。戈洛夫金也寸步
不让；因此他除了回俄国外就无事可做。此事发生后，理藩院和枢密院之间
互相不愉快地交换了几次照会。
就在1805年末期间，封·克鲁森斯腾的两艘船只未经通知就抵达广州，
它们在那里顺利地进行了贸易，但在它们离开后，清政府着重重申，它要把
①
非纳贡性的中俄商业限制在恰克图的以物易物贸易范围内。封·克鲁森斯腾
回到俄国后，又重复了1787和1797年早期探险者的荒谬的主张，即库页岛
是一个半 岛，黑龙江河口被泥沙淤塞，船只已不能通航。这种错误看法受到
封·克鲁森斯腾这样一个权威人士的支持，就推迟了俄国向黑龙江地区的推
进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①
戈洛夫金出使的失败，使俄国只有靠两条在十八世纪争取到的非纳贡性
途径与中国接触：一条是在北京的传教士团，一条是恰克图的市场。沿边境
一带的非法贸易增加了，但恰克图的贸易根据1800年的《指令》中关于禁止
用现金或用赊欠交易的规定照旧进行。当然，也有违反这项规定的情况，但
俄国政府对违禁者严予惩处，所以一般说来，中俄商业在1854年前还是限制
在以物易物的基础上，到了这一年恰克图当局才准许俄国商人以金、银购买
中国货物。1855年，俄国政府仍希望扩大俄国对华的合法贸易，因而进一步
① 材料载傅乐淑的《中西关系文件汇编，（1644—1820 年）》，第1 册第361—367 页，及第2 册第599—602
页；这些材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点。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1917 年以前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的商业经济关系史》，第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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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了恰克图的各项规定。其直接后果是，恰克图的商业交易多少增加了，
但也造成了俄国的收支不平衡，俄国在恰克图的出口继续下降。
如果不提俄国通向中国的另一条非纳贡性途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
团，那就对十九世纪的中俄关系不会有完整的记述。清政府在1683—1685
年把所有逃亡到清帝国的莫斯科人和哥萨克人组织起来，并把有些俘虏编进
一个满洲镶黄旗旗兵的独立分队后，曾准许俄国每十年依次派一批东正教教
士和学生来到北京，他们于1716年在北京居住，后来又建立了自己的教堂。
俄国这批十八世纪的传教士团以懒散、酗酒和放荡而最为著名，但历史文献
可能过于强调了这些消极面，因为正是通过这些传教士团的学者，才奠定了
俄国的中国学基础，并使俄国政府掌握了有关中国的大部分知识。
到十九世纪初，这个传教士团已有一所寄宿处（只供传教士团本身使
用）、尼古尔斯基教堂、一所学习汉文和满文的学校和一所学习俄文的满人
①
学校。 已有八届传教士团在清朝京师驻扎过。第八届传教士团除两名成员
外，其余都已死亡；因此亚历山大一世在1806年派出由夏真特神甫比丘林指
②
导的第九届传教士团。比丘林与他的前人一样，在北京时相当放荡。有一次，
理藩院召集了第九届传教士团全体，指责他们的不道德行为。但比丘林却获
得了扎实的中文知识，并有一批中文藏书。在他的领导下，第九届传教士团
奠定了俄国的中国学基础，并且逐步收集了有关中国本土、满洲、蒙古和西
藏等地的材料。第十届传教士团出了达尼伊尔·西维洛夫，他在1837年在喀
山大学设立第一个中文讲座；还有O。P。沃伊采霍夫斯基，此人是第十届传教
士团中的医生，后来接替西维洛夫的讲座。1830年，J。E。科瓦列夫斯基（O。M。
科伐列夫斯基）送第十一届传教士团来北京，次年回国时为喀山大学带回了
一批中文、满文和藏文图书；他编的三卷本蒙文词典仍是蒙文词典学方面的
杰作。后来担任该传教士团临时团长和大司祭的圣僧阿瓦库姆·切斯诺伊在
1841年回俄国后，就成为外交部亚洲司 （1819年设立）的顾问。
第十二届传教士团出了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俄国的中国学家，此人名
魏西里夫，他曾是西维洛夫的学生，从中国回国后就成了中文和满文教授（代
替沃伊采霍夫斯基），后来在1855年成了圣彼得堡大学的第一个中文教授。
③第十二届传教士团另一个成员，即鲍乃迪大司祭（N。N。卡法罗夫）也成了一
名有成就的 中国学家。他发明了一套俄文拼写中文的体系，并且发表了许多
有关中国主题的重要文章，同时在政治方面也为俄国政府收集过情报。他之
经常在北京，已成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有特殊意义的事，因为那时俄国
正在与中国商谈条约和划分黑龙江和滨海的领土。从 1850年起，每届传教士
团的驻期从十年缩短为五年，这样就可使更多的俄国学生能在北京取得第一
手的经验。
① 威德默： 《十八世纪俄国的在华传教士团》，第19—20、88 页。
② 奎斯特德的 《1857—1860 年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10 页注3 说，亚历山大在派出比丘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