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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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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他,退还了他的礼物,并在打发纳杰日达号离开时命令俄国船只不准再来 
   日本;于是列赞诺夫单独回国,而封·克鲁森斯腾乘纳杰日达号载运堪察加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 第145—147、381 页;拉费尔·达尼别加什维里:《达尼别加什维里旅行 

记》,马鲁阿什维里编;法乌斯特: 《1727—1805 年俄国的对华贸易及其背景》,第325—326 页注115; 
坎曼:《不列颠打通西藏的最初尝试》,第30 页;拉姆:《1767—1905 年通往拉萨之路》,第51 页注2; 
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论丛》,10  (1855 年),第354—373 页。 
② 法乌斯特:《1727—1805 年俄国的对华贸易及其背景》,第3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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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皮毛驶向广州,以期与涅瓦号在1805年后期会合。 
       与此同时,理藩院却答复说,清帝愿意接纳一名俄国使节;于是圣彼得 
  堡派戈洛夫金伯爵去试探清朝对俄国人所提一连串迫切要求的反应。戈洛夫 
  金想说服北京向俄国人开放整个俄…清边界以进行贸易,把俄国在固勒扎和塔 
  尔巴哈台的贸易合法化,并同意把贸易扩大到额尔齐斯河和布赫塔尔马河会 
  合处。此外,他还企图使俄国获准在中国内地不受限制地进行商队贸易和取 
  得在南京的贸易垄断权。另外还有许多其他要求,如通过西藏与印度贸易; 
  俄国的监督官有权陪同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到拉萨朝圣;在黑龙江航 
  行;在黑龙江河口建立仓库;广州对俄国船只开放 (首先从纳杰日达号和涅 
  瓦号开始)。根据俄国枢密院后来送交理藩院的一份说明,戈洛夫金应在纳 
  杰日达号和涅瓦号驶抵广州前到达北京并正式宣布它们之到达广州,同时解 
  释它们在广州进行贸易的理由。 
       但是清朝的朝贡礼仪这一棘手问题,特别是叩头的问题,在戈洛夫金到 
  达清朝京城前就破坏了他的使命。俄国派往北京的使节一直行清廷要求其属 
  国履行的三跪九叩首之礼。但在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作为俄国主要商业敌 
  国的大使已经拒绝行叩头礼,可是清帝仍予召见。当时这个英国人在北京要 
  求取得与俄国人享受的相似的贸易权利 (每三年来一次朝贡商队),而清帝 
  的答复是,俄国人的贸易仅限于恰克图,英国人的贸易就应同样限制在广州。 
       到戈洛夫金出使时期,清政府当然会担心:给一个欧洲强国以特许权, 
  其他欧洲列强会起而效尤。自马戛尔尼事件以后,清王朝比过去更热衷于坚 
  持合乎体统的朝贡仪式,特别坚持叩头的礼节。另一方面,戈洛夫金知道马 
  戛尔尼拒绝行叩头礼后,很可能下决心尽量不使自己降低身分。在俄国使节 
  到达北京前,清当局要他在张家口对披挂着黄绸的代表清帝的象征物叩头, 
  以此来考验他。戈洛夫金拒绝照办。清政府坚持这一要求。戈洛夫金也寸步 
  不让;因此他除了回俄国外就无事可做。此事发生后,理藩院和枢密院之间 
  互相不愉快地交换了几次照会。 
       就在1805年末期间,封·克鲁森斯腾的两艘船只未经通知就抵达广州, 
  它们在那里顺利地进行了贸易,但在它们离开后,清政府着重重申,它要把 
                                                                  ① 
  非纳贡性的中俄商业限制在恰克图的以物易物贸易范围内。封·克鲁森斯腾 
  回到俄国后,又重复了1787和1797年早期探险者的荒谬的主张,即库页岛 
  是一个半 岛,黑龙江河口被泥沙淤塞,船只已不能通航。这种错误看法受到 
  封·克鲁森斯腾这样一个权威人士的支持,就推迟了俄国向黑龙江地区的推 
  进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① 
       戈洛夫金出使的失败,使俄国只有靠两条在十八世纪争取到的非纳贡性 
  途径与中国接触:一条是在北京的传教士团,一条是恰克图的市场。沿边境 
  一带的非法贸易增加了,但恰克图的贸易根据1800年的《指令》中关于禁止 
  用现金或用赊欠交易的规定照旧进行。当然,也有违反这项规定的情况,但 
  俄国政府对违禁者严予惩处,所以一般说来,中俄商业在1854年前还是限制 
  在以物易物的基础上,到了这一年恰克图当局才准许俄国商人以金、银购买 
  中国货物。1855年,俄国政府仍希望扩大俄国对华的合法贸易,因而进一步 

① 材料载傅乐淑的《中西关系文件汇编,(1644—1820 年)》,第1 册第361—367 页,及第2 册第599—602 

页;这些材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点。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1917 年以前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的商业经济关系史》,第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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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了恰克图的各项规定。其直接后果是,恰克图的商业交易多少增加了, 
  但也造成了俄国的收支不平衡,俄国在恰克图的出口继续下降。 
       如果不提俄国通向中国的另一条非纳贡性途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 
  团,那就对十九世纪的中俄关系不会有完整的记述。清政府在1683—1685 
  年把所有逃亡到清帝国的莫斯科人和哥萨克人组织起来,并把有些俘虏编进 
  一个满洲镶黄旗旗兵的独立分队后,曾准许俄国每十年依次派一批东正教教 
  士和学生来到北京,他们于1716年在北京居住,后来又建立了自己的教堂。 
  俄国这批十八世纪的传教士团以懒散、酗酒和放荡而最为著名,但历史文献 
  可能过于强调了这些消极面,因为正是通过这些传教士团的学者,才奠定了 
  俄国的中国学基础,并使俄国政府掌握了有关中国的大部分知识。 
       到十九世纪初,这个传教士团已有一所寄宿处(只供传教士团本身使 
  用)、尼古尔斯基教堂、一所学习汉文和满文的学校和一所学习俄文的满人 
          ① 
  学校。 已有八届传教士团在清朝京师驻扎过。第八届传教士团除两名成员 
  外,其余都已死亡;因此亚历山大一世在1806年派出由夏真特神甫比丘林指 
                           ② 
  导的第九届传教士团。比丘林与他的前人一样,在北京时相当放荡。有一次, 
  理藩院召集了第九届传教士团全体,指责他们的不道德行为。但比丘林却获 
  得了扎实的中文知识,并有一批中文藏书。在他的领导下,第九届传教士团 
  奠定了俄国的中国学基础,并且逐步收集了有关中国本土、满洲、蒙古和西 
  藏等地的材料。第十届传教士团出了达尼伊尔·西维洛夫,他在1837年在喀 
  山大学设立第一个中文讲座;还有O。P。沃伊采霍夫斯基,此人是第十届传教 
  士团中的医生,后来接替西维洛夫的讲座。1830年,J。E。科瓦列夫斯基(O。M。 
  科伐列夫斯基)送第十一届传教士团来北京,次年回国时为喀山大学带回了 
  一批中文、满文和藏文图书;他编的三卷本蒙文词典仍是蒙文词典学方面的 
  杰作。后来担任该传教士团临时团长和大司祭的圣僧阿瓦库姆·切斯诺伊在 
  1841年回俄国后,就成为外交部亚洲司 (1819年设立)的顾问。 
       第十二届传教士团出了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俄国的中国学家,此人名 
  魏西里夫,他曾是西维洛夫的学生,从中国回国后就成了中文和满文教授(代 
  替沃伊采霍夫斯基),后来在1855年成了圣彼得堡大学的第一个中文教授。 
  ③第十二届传教士团另一个成员,即鲍乃迪大司祭(N。N。卡法罗夫)也成了一 
  名有成就的 中国学家。他发明了一套俄文拼写中文的体系,并且发表了许多 
  有关中国主题的重要文章,同时在政治方面也为俄国政府收集过情报。他之 
  经常在北京,已成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有特殊意义的事,因为那时俄国 
  正在与中国商谈条约和划分黑龙江和滨海的领土。从 1850年起,每届传教士 
  团的驻期从十年缩短为五年,这样就可使更多的俄国学生能在北京取得第一 
  手的经验。 

① 威德默: 《十八世纪俄国的在华传教士团》,第19—20、88 页。 
② 奎斯特德的 《1857—1860 年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10 页注3 说,亚历山大在派出比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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