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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盾的。这样，一种新的外国人的社会权力结构就逐渐在中国沿海找到立足
之地，并且日益膨胀起来。
英国在华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英国人同清朝官吏之间默契的利益一
致。他们每一方都代表一种征服者的力量，都懂得用道德信仰兼管理技巧来
统治其被征服者。清政权的思想体系，即威严的儒家思想，其核心是维护统
治者至高无上的精神威望。因此条约的签订就是英国和满清这两个贵族帝国
的代表之间在争端中的权宜妥协措施。在这一方面，璞鼎查与耆英是心照不
宣的。
耆英在广州谈判时提出的妥协纲领，其后台就是京师的满族大员、首席
军机大臣穆彰阿（1782—1856年），此人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即已成为道光
帝的首辅大臣（见第三章）。他们同年岁，十分亲密。穆彰阿几乎掌握着北
京的一切有权有利的职位。他反对林则徐根除鸦片的政策，支持同族旗人琦
善和耆英的妥协活动。同他们一样，他对各省的情况，即对中国的实情，几
乎毫不了解，只是两眼死死地盯着清王朝的利益。对付中国边境的非汉族人
民，自清王朝建立以来就已成为满族的专长，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还是
如此。大陆边境部落的酋长被纳入中国大陆的权力结构之中，同样，英国人
则被纳入了中国海疆的权力结构。然而英国势力在以后的扩张，则非他们的
始料所及了。
② 南京条约的中、英文本，在这几点上的内容实质上是一致的。见中国海关所编《中外条约协定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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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1844年条约的缔结
在南京条约以后为制订 1842—1843年英国条约制度的细则而进行的几
次谈判中，双方在南京达成的最初协议的基础上各有截然不同的打算。清方
谈判者原来担心英国人会有领土要求，后来才确信英方正如所声称的那样只
寻求贸易，而不是领土。因此，中国便打算利用贸易方面的让步去安抚英国
人，但对他们的活动则根据条约而予以严格的限制，这样就能通过物质诱导
来控制住他们。这里应用的就是一种精心策划而经常用来对付亚洲腹地夷狄
的“羁縻”政策。它包括两个方面：（一）在商业和私人交往方面让步，用
贸易特权和友谊去收买外国的好战分子；（二）乞灵于文明的等级制礼貌行
为以及中国的整个文化优越感来设置各种限制，所以条约一经订立，也能被
用来限制对方。
在采取这些旨在软化好战的外国人的传统策略时，清朝对西方的政策是
否重新作了什么考虑呢？朝廷里的文献记录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然
而，在一心谋求妥协的清朝官僚集团之外，许多有志之士却作出了反响。最
著名的是魏源，一位志在使旧的管理制度仍能发挥效用的改革家。魏源早年
就有谋求改革漕运和盐务等要害部门的经验 （见第三章）。此时他把注意力
转到了外部世界的问题上来。
魏源利用友人林则徐于1841年年中赠送给他的翻译过来的资料，把新旧
材料组织起来编成 《海国图志》一书。他描绘了欧洲的贸易和军港向东方所
进行的扩张，及其对中国的东南亚属国的颠覆性影响。这便导致了中国沿海
的动乱。对付之方应当是以欧洲人制欧洲人，并且使亚洲国家奋起抵抗他们。
中国应当采用西方武器和训练以自卫，并建立自己的海军力量。魏源的这部
著作完成于鸦片战争刚结束时，此书及其记述清朝武功的姊妹篇《圣武记》，
尽管不乏以讹传讹之处，却仍然不失为对国际贸易和西方炮舰所带来的问题
①
症结进行多方面的探讨的首次尝试。魏源虽然对1852年最后一版《海国图
志》作了增订，但他对国外世界的广阔探讨，很快就被淹没无闻。实行改革
以帮助中国对付西方的进攻，已让位于清廷在此伏彼起的叛乱中一心挣扎求
存所作的努力了。
因此，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的十年中，清方谈判者天天使出了他们整套
的传统策略伎俩来虚与委蛇，而极少有任何新颖的奇谋妙算。他们试图在外
交礼节和名词术语方面使其外国对手处于下风：譬如说，会谈只许在货栈那
种令人感到屈辱的环境中进行，或者只许同低级官员进行。当被迫作出让步
时，也只能把它 当作仁政，而不承认外国人的权利。清帝的代表们也可以解
释为什么不可能采取会引起民众公开反对的行动，这点印度的统治者是很容
易理解的。然而在开始时却利用了私情交往。
处理从1842到1848年新条约关系的宗人耆英，用古代《孙子兵法》的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精神来执行他的任务。在那个时代，这条金科玉
律是人们的口头禅。如耆英所言：“制夷之法，必须先知其性……即如吉林
省擒虎之人，手无寸铁，仅止以一皮袄盖于虎首，则虎即生擒矣……今若深
① 关于“羁縻”问题，见杨联陞的文章，载于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31—33 页。关于魏
源，见伦纳德和米切尔的文章，载 《现代亚洲研究》6。2 （1972 年4 月），第151—204 页；王家俭：《魏
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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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知其性，即可以慑其心胆。”可惜耆英运用这一战略时却是片面的。他不去
研究介绍英国商业扩张的文章，反而先试图用交情来笼络英国头目。在他与
璞鼎查的书信往返中，尤其是在他于1843年6月对香港的史无前例的五天访
问中，这位钦差大臣真是极尽讨好巴结之能事。他装出一副与亨利爵士十分
友善的姿态，在书信里把后者称为他的“因地密特朋友”（即英语intimate）。
他甚至表示想收璞鼎查的大儿子为养子，且与璞鼎查交换老婆的相片 （耆英
后来向清帝表白，说什么“英夷重女而轻男”）。其驯夷手腕在他对这位英
国全权大使的告别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听起来颇象一封情书，他说：
“一年多来我俩均在致力于同一工作，且彼此了解对方都是一心为国的：既不为私利之动
机所驱使，亦不被欺诈之盘算所左右，在商谈和处理事务中，彼此心心相印，我们之间无事不
可相商；将来人们会说，我们身虽为二，心实为一……分袂在即，不知何年何地再能觌面快晤，
言念及此，令人酸恻！”②
满族显贵的这种表演，体现了个人外交的悠久传统：军事上软弱而文化
上优越的中国统治阶级常常采用此法以同化和软化入侵的蛮夷。假若璞鼎查
是蒙古人，耆英的举动就不会那么使他惊讶，因为这些举动只不过是中国古
代外交纪录的重现而已。举例说，汉朝对入侵匈奴的妥协，采用的就是和亲
政策。中国每年给匈奴定额馈赠 （另给其酋长婚配一名中国公主），使之保
证停止对中国边境的侵犯。和亲就是“中国历史上‘不平等条约’的另一种
形式”，当中国军事上软弱时它就一再出现。当汉朝成功地把和亲政策转变
为完全的纳贡制度时，“就向匈奴要来一位王子作为人质，以保证其驯服”。
①耆英（英国的公文中写作Keying）自己没有儿子，建议收养璞鼎查的儿子，
并带他到北京去。当他得知这孩子先要在英国完成学业时，他答道：“很好！
从今天起，他就是我的养子弗里德里奇·耆英·璞鼎查了！”②
英国在1842—1843年谈判中的目的比较简单具体，但影响却深远：即依
靠条约法规使各种权利成为制度，使其总的来说有利于英国在贸易及交往方
面的发展。正象查顿所申说的那样，他们最直接关心的就是通商的机会。条
约税则实际上是由英国的与广州的有关人士议定的。伍崇曜代表中国方面，
马地臣则率领致力于废除旧制的英商代表团。然而，他们都不十分了解行商
以前实际上交付的贸易税。关税率实际上是查顿过去的一位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