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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
因为在传统的中国军事历史中，要攻陷一座设防的城市的标准方法之一
就是向“内应”行贿或进行说服，使他们从城内打开城门。由于很多官员已
上奏清帝，把许多失败 （象宁波的失陷）完全归咎于“奸细”，因此满洲的
将军们就倾向于相信英军主要依靠的是第五纵队。这种把外国人与汉奸联系
起来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中西贸易的最初日子里，而流传下来的军事传说只是
加强了这种信念：欧洲人有笼络中国同伙的特殊有效办法，其中包括使人吸
食鸦片上瘾。确实有足够的证据使满洲官员们相信，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
潜在的反抗者。贱民，即清代社会的下层人民，一般都要依附于清政权以外
的任何有政治权威或军事权威的人或组织。另外，通过沿海贸易和鸦片交易，
港口城市的种种罪犯、小商人和秘密会社成员都成了与西方人士有密切关系
的人。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叶广州附近的红巾起义中表现得相当
①
明显。所以当璞鼎查派波美拉尼亚的传教士郭施拉作被占领的舟山的地方官
时，这个城内的每个不法之徒都抓住这个机会来利用与这个地区的任何权势
②
集团（如绅士社团、衙门吏役和现有的各种股匪）毫无联系的这位新保护者。
举例来说，郭施拉的捕快头目便是一个劣迹昭彰的操淫业的人，他利用他的
新职务向富户勒索保护费。
这类消息被夸张成为不胫而走的谣言。在整个长江流域，各方面都有奸
细，如船夫、私盐贩子、土匪、市场恶棍等三教九流中的人物。由于带兵官
们开始分了一半力量来清查潜在的背叛者，这就对清朝的防务造成了灾难性
的影响。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鞑靼族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
时，该城的汉奸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行迹可疑的人
就抓起来，此后它的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
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统治笼
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中国当局在下令屠
城。
尽管满洲人惊慌失措，可是在实际战斗中他们的抵抗是很顽强的。在乍
浦，英军对一千七百名满洲守军的士气感到惊讶，对他们面对失败所表现出
① 参看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 册第129 页及以后。韦利的《鸦片战争》一书中（第186—196 页）
也有一部分这种记载的译文。
① 小韦克曼：《1800—1856 年广东的秘密会社》，载谢诺编：《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
年》，第29—47 页。
② 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 册第427 页。这种情况绝不仅限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
海的青、红帮与法租界的法国警长具有同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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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拉其普特武士式的反应感到震惊。在乍浦和镇江 （那里有一千六百名旗
人），满洲士兵杀死自己的子女和妻子，以免他们遭受蹂躏，而他们自己宁
可在营房自缢也不愿投降。郭富将军在放出恶臭的死尸堆中写道：“我从内
心深处厌恶战争。”①
① 贺尔特：《在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第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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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败：南京条约
春季反攻的失败引起了清廷内部一场重大的政策辩论。辩论的结果，反
对过林则徐政策的官员或者从贬黜中被召回，或者被任命担任与外交事务有
直接关系的高级职务。年迈的宗人伊里布曾与琦善一起被贬黜，这时又被派
往浙江。有影响的穆彰阿这时实际上是宰相，被派往天津。而在反对派方面，
在朝廷中曾经是林则徐主要支持者的王鼎，于6月份身故，而且据说他是自
尽而死的。但清帝还不能使自己完全改变态度。自幼由师傅们灌输给他的一
切教诲，他对列祖列宗的政策的全部理解，朝廷中“忠义”之士对他的一切
忠告——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简单的原则：“明”君不会屈服于武力。姑息
政策就是对帝国和皇室放弃了道德上的责任。历朝历代的历史证明，与反叛
者调和最后总是导致如下的结果：不是被征服，就是使民间对统治家族掌握
王位的权力失去信任。明朝就是这样覆亡的，因此这也正是道光帝所害怕的：
如果他失职，他的王朝也会灭亡。帝国政策的这个原则虽然并未因鸦片战争
而有所改变，但是它已掺杂了其他成分；因为当时已到了这样的时刻，即只
要有可能，就应解除顾虑，出于权宜之计而 与西方搞一些临时的妥协。因此
当时所强调的，就是屈服或者是不屈服的立刻抉择。由于花费了许多精力反
复争论这个问题，关于讲和的条件几乎没有受到注意。
虽然如此，失败是难以承认的。例如，在局势的变化中找希望，或者甚
至在绝望中找出解决办法，这总是有可能的。在乍浦失陷后，一位好战的年
①
轻御史苏廷魁奏报说，英军刚在印度被尼泊尔人打败。因此，清帝一度想利
用这个机会收复香港。后来随着长江战役的发展，他逐渐感到，即使战死也
比向这种赤裸裸的军事力量屈膝好。此后他虽然让穆彰阿和伊里布等宗人担
任了更重要的职务，但仍然梦想按照他自己的要求获得军事上的胜利。
这种既想战又想和的矛盾心理，表现在那个低沉的春天他所作的两件反
其道而行之的任命上。一方面，奕经仍坐镇浙江，继续沿海的作战，而耆英
则于4月7日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也在同一地区进行和谈。耆英系出皇族，
是皇帝的亲信，在北京曾担任过很多高级职务，轻易地增加了他原已巨大的
家私。耆英是个老于世故而风度娴雅的人物，所以人们期待他会在这样棘手
的外交任务上取得成功。然而，他面临两种障碍。首先，朝廷上还存在一种
要求全胜的强烈意见。他必须避免琦善的悲惨下场，不能离北京的意见走得
太远。其次，他必须设法与璞鼎查接触，后者当时正在迅速地溯江而上。当
耆英听到上海陷落的消息就立即奔向那里；但是远征军部队已经向前迅猛推
进。最后，在6月28日，他的一个代表想安排与英国翻译官马礼逊对话。马
礼逊再一次向他说明，璞鼎查不愿会见耆英和伊里布，因为他不相信他们有
真正的全权。除非有明确的诏旨证明他们有充分的权力谈判和约，否则他是
不会满意的。
耆英奏称这名外夷倨傲不恭，这使清帝勃然大怒。清帝有好几天好象要
确实不顾长江地带毫无希望的形势而决定把这场战争继续下去。最后使权宜
之策似乎比较成为入耳之言的是耆英下的保证：即使南京即将失守，征服者
也并不想在政治上进行统治。仅仅为了贸易权而冒着丢失大清帝国的危险，
① 关于苏廷魁的传记，参看张其昀等编：《清史》，第4589—4590 页。苏廷魁的奏章可能指的是1842 年1
月英国人指挥下的一万六千名士兵从阿富汗撤退时遭到屠杀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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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否值得？姑息政策在道义上是令人讨厌的，但是如后来耆英所说的：
“伏思臣等此次酌办夷务，势出万难，策居最下。但计事之利害，不复顾理
之是非。”①
这个论点起了作用。到7月15日，道光帝的思想已有所变化；到7月
26日，当镇江守军溃散的消息在北京被证实后，他授予耆英商谈和约的全
权。耆英有了这个保证，急忙赶去防止英军当时就要向南京发动的进攻。英
军尚等在南京城外，听到清帝国正在集结增援部队准备和他们作战，于是对
这位使节恳请英军稍安勿躁的要求失去了信任。 8月11日黎明攻击快要开
始时，一批喘息未定的使节来到河岸的远征军营房。他们宣布，耆英马上就
来进行谈判。要英军先不要开火，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