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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来的税收而外，再也不想到有关中国的事情，只要安安静静得到这两样，
①
任何屈辱都甘心忍受。” 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难道不是吗？1833年，即
经过了四年的请愿、公众演说、群众集会和院外活动，自由贸易者看到，通
过议会终于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中国这时也对英国的自由贸易实行
开放。
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争取自由贸易的战斗在英国国内已获胜利，而广
州仍在实行限制。这个城市仍拒外商于城墙之外，使外商受该城官员的辖制。
一出广州城，就是四亿人口的中国国内大市场。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互相议
论说，只要想到这件事：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
就得忙上数十年！只要能够打开这个壁垒就好了。只要英国能找到一个安全
港口，能夺得一个岛屿并将它变成一个受英国保护的弊绝风清的货物集散
地，那就好了。驻广州的英国散商1830年12月在呈递下院的请愿书中辩解
说，对华贸易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贸易。现在该是把对华贸易置于“一个永
恒的、体面的基础之上”的时候了。马嘎尔尼于1793年和阿美士德于1816
年出使中国的失败，“也许能有力地提醒贵院，任何高尚的外交手腕，在中
①
国都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甚至东印度公司监理委员会在收拾行装准备撤
走时已经开始感觉到，作为外交的姊妹的战争，就是对人们的问题的回答。
西方的和中国的垄断者都遭受了百年以上的痛苦，但现在那个时代已经过
去。监理委员会宣称，战争能轻易地打赢，并且会“把我们的交往置于合理
的基础上”。因为“中国人民决不想损害同英国的关系……敌对心理只不过
②
产生自政府的猜忌而已。”大班们想起他们曾经享受过的巨大利益时充分相
信，备受官员压迫和海关监督征税之苦的普通中国人，一定会赞成中国国内
商人数百年来未能实现的愿望：摧毁官僚制度对商业的限制，即使这意味着
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
如果英国人比较认真地省察一下自己的动机，就会认识到他们对中国人
的误解是多么严重。自从葡萄牙人拥有第一批商船之日起，欧洲商人就被利
润、宗教信仰和国家荣誉所激励。过去重商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携手并进的。
而现在，随着帝国主义在十九世纪成为一种学说，它把这两者空前紧密地结
合了起来。贸易总是随着国旗而来。可是谁都会想到，当国旗最终真的到达
广东 时，广州人可能考虑国家的安危胜过考虑贸易的利益。
鸦片战争（1839—1842年）前夕，清朝的对外政策以三个长时期以来遵
循的假定为依据：即中国在战争中占优势；它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它
有贵重商品可使外国人接受纳贡地位。这三个假定在当时都错了，而且最后
一个假定到1839年尤其过时得厉害，因为它只适用于工业时代以前的商业往
① 格林堡： 《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77 页。
① 格林堡： 《雅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78 页。
②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4 第316—3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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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情况。那时外商来华只是为了购买中国货物。而此时西方制造商开始来
寻找中国市场了。曼彻斯特商会在1836年2月交给外交大臣的一份呈文中指
出，广州提供了年达三百万镑印度商品的出路，“这使我们的印度臣民能够
①
大大增加对我们制成品的消费量”。英国人要扭转一千年来欧洲和东亚之间
的供求关系，他们想的比实际做到的更多，但是坚决要求取消中国为防止西
方商业入侵而设立的壁垒，这呼声中还悦耳动听地夹杂着十九世纪辉格党自
由主义与曼彻斯特企业的共同要求，这就是不久人们所说的“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的代言人，如主张侵华的一些时文小册子作者和院外活动者，
完全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民族主义，他们异口同声地要求贸易特权和平等的外
交往来。
① 格林堡： 《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94—195 页。
… Page 113…
律劳卑事件
1833年废除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法案，也规定要委任英国驻广州商务监
督。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提名苏格兰贵族、海军军官和养羊业主威廉·约
翰·律劳卑担任此职。律劳卑是一个存心善良的人，但不熟悉中国国情，他
被派往澳门时带着前后自相矛盾的训令，即反映了他的上司不愿意在战争（它
会破坏现存贸易）和消极服从 （它会加强清王朝的垄断制度和单一港口贸易
政策）之间作出选择。一方面律劳卑被告知，他不得损害英国与中国的现存
关系；但巴麦尊接着又简直象是事后诸葛亮地补充说：“阁下到广州后应立
①
即以公函通知总督。”数十年来，广州贸易章程一直禁止中国官员和外国人
直接交往。现在巴麦尊随便宣布一项中国肯定会反对的新倡议，但又没有打
算用武力支持这个要求。律劳卑尚未悟出此中奥妙，他于1834年7月25日
到广州以后就发出了这样一封公函。这公函立刻遭到拒绝，两广总督卢坤命
令他立刻返回澳门。律劳卑拒不返澳，于是卢坤中断了贸易。在律劳卑逗留
广州期间，总督命令封闭商馆，断绝供应。接着律劳卑违背巴麦尊的命令，
指挥两艘军舰一直打入珠江，同时派军舰去印度接兵。与此同时，卢坤封锁
了珠江，集合六十八只战船，并经道光帝敕准用武力对付。律劳卑虽因患疟
而身体虚弱，但仍顶住封港令和封锁达十七日之久。当他最后失去他本国商
人的支持时便改弦易辙，黯然回到澳门，10月11日即病死于此地。
律劳卑事件有两个重要后果。它使清朝官员相信，一经大胆地封锁商馆，
英商就是些孤立无告的人质；它也使律劳卑的继任者认识到，没有应急的战
争计划就向广州贸易制度挑战，是一件蠢事。第二任商务总监德庇时先生禀
②
告巴麦尊，在未得到下一步训令以前，他将保持“绝对沉默的态度”。但这
种沉默的政策并没有使驻广州的港脚商感到高兴；他们对德庇时的优柔寡断
进行了三个月吹毛求疵的批评，之后德庇时就辞职了。他的继任者在 1835
和1836年一直安静地工作，等待训令，但训令从未到来。他只有一个想法：
保持贸易畅通，即使这意味着接受所有的贸易限制也行。
有势力的自由贸易院外集团所要求的是多得多的东西。自从废除东印度
公司垄断权以后，贸易按银元价值虽已经增长，那主要是因为广州物价飞涨。
①英商当时非常艰窘，降价出卖了马萨诸塞州洛维尔工厂，更不用说必须付出
越来越高的价钱购买中国货了。这种通货膨胀是西方贸易弱点的象征，因为
废除英国垄断权实际上意味着有效的法人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和信用手段的终
结，这两者原来都能使商品保持低价。而且自由商人很快发现，行商为了获
得现款，把英国布匹暗中贴本7％出售。这清楚地警告信用危机迫在眉睫（如
1836年的破产事件），同时它也显示了废除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另一个后
果。这里不再有一个由英国公司代表组成的单独团体来关心保护每个行商免
受海关监督的横征暴敛了。因此，自由贸易拆去了中国商业活动的一个重要
支柱，从而使广州贸易制度出现了极大混乱。实际上，一方实行放任主义，
需要另一方相应地取消各种限制，才能恢复贸易职能的平衡关系。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文版，卷1 第139 页。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文版，卷1 第16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