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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全书》的委员译本以后，1854年他在上海接受洗礼。六十年代他在香
港与理雅各密切合作翻译中国七部经书。六十年代末他与理雅各在苏格兰度
① 另一方面，关于唐景星和伍廷芳接受过洗礼的假设是强有力的，虽然还缺乏证据。西里尔·珀尔的《马
礼逊在北京》 （第234 页）把伍廷芳描写成“有两个小老婆和接受过洗礼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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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两年以后，回到香港，于1874年自办报纸。王韬著的书和他每天写的关于
时事和改革的政论文章，使他享有西方问题专家的声誉。1884年回上海后，
他到傅兰雅的格致书院工作，九十年代初，他经常为有改革倾向的传教士刊
物《万国公报》写稿。
把这些人称为“基督教改革派”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们
的改革思想是建立在明确的基督教概念上面，或者他们把改革看成是将来使
中国基督教化的桥梁（象某些传教士所希冀的那样）。（实际上，在大多数
情况下很难知道他们与基督教的关系有多深、多久。十九世纪对于基督徒的
责骂如此其甚，致使受过教育的中国教徒都尽量隐瞒自己的基督徒身分，在
王韬印行的大量著作中，无一个字提及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只是他在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一篇未发表的日记中随带了一笔。）此词更多的是意味着，这些
人是早期摆脱了儒家樊篱的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基督教似乎并不能取
代儒家的思想体系 （而明治时代的许多新教教徒则用基督教取代了）。毋宁
说，它使人注意到这一事实：其他合法的和值得尊重的世界观都是可能存在
的。一旦把这一点弄清楚了，儒家社会便第一次处于守势。这样我们就发现，
甚至当基督教徒 （或受基督教影响的）改革派保持对儒家学说的信念——事
情也常常是这样的——时，这种信念的性质已有所改变。他们的推论似乎是，
如果儒家学说要在中国继续占统治地位，它应该是与从前迥然不同的儒家学
说。因此，需要进行 改革。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新改革派
虽然个别“基督教”改革派在二十世纪开始以后仍很活跃，但是作为一
个集团来说，他们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已把活动的舞台让给了更年轻一代的
改革派和革命家。因为革命运动是一种属于二十世纪而不是属于十九世纪的
现象，因此本章只提一下这个问题，以指出基督教徒在1905年以前阶段的革
命运动历史上所起的非常突出的作用 （至少是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中所
起的那部分作用）。兴中会香港分会的大多数领袖 （当然包括孙中山在内）
都是基督教徒。1895年广州密谋事件的领导人中主要是新教教徒，据一个中
国人估计，在最初参加1900年惠州起义（包括其组成部分的广州起义）的人
中，基督教徒占百分之三十。虽然这个问题尚有待研究，但我倾向于赞成希
夫林的论点：革命者的基督教 （与早期太平军的基督教不同）作为一种动力
来说，只有微小的价值，它所构成的“只是他们全盘西方化方针中的一个宗
教方面”。①
与人们所想象的相反，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走向前台的新改革派人士，
他们虽然比旧改革派更加激进，但一般地都在旧学方面更有根底。实际上，
他们中间某些最著名的人物是从儒家今文学传统中找到他们改革思想的主要
根据的。大部分旧改革派人物是因多年来直接生活在通商口岸才走向改革主
义的，新改革派则不同，他们一开始就有志投身于改革 （诚然，有时是在短
暂地访问通商口岸以后才有志于此的），只是在后来才实际上卜居于通商口
岸，那时这样做通常是出于方便或政治安全的原因。最后还有一个不同之点，
但这不同之点的性质是自相矛盾的：即虽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比较重要的改
革派中没有一人是基督教徒，但其中某些人——象他们名义上的基督教前辈
那样——至少是受到了基督教或其传教方法的深刻影响。
① 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89—90、228—2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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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中国败于日本之后，康有为（1858—1927年）领导的新改革派于1895
年首先取得了全国性的声望。在后来几年间，维新改良的浪潮高涨。它在1898
年夏天臻于极盛，此后即戛然而止，因为慈禧太后的政变使敌视激进变革的
势力重新掌权。
正是从1895至1898年这个时期，传教士对于中国改革尝试的影响达到
顶点。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影响是通过私人关系取得的。李佳白的尚贤堂（1894
年建）以促使北京官员对改革感兴趣作为主要目标，他在1896年声称，他个
①
人认识两百五十多名官员，另外还和两百人有交往。威尔士传教士李提摩太
是另一个把培植与中国高级人士的私人关系作为促进改革的有效方法的人。
李提摩太拜访过李鸿章和张之洞等显贵人物。（李提摩太的特点是操切从事，
他在1894年试图劝说张之洞提出倡议，使中国在规定的年限内变成相当于外
国的保护国。张之洞的反应显然并不热情。）1895—1896年冬天，李提摩太
访问北京时，结交了康有为、梁启超 （他曾短时间担任过李提摩太的秘书）
和短命的强学会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在强学会的集会上发表演说。
比私人交往更有影响的是新教传教士的改革主义的著作，它们从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末起迅速传播开来。1891年李提摩太担任了出版这类著作的主要
赞助机构广学会的总干事。广学会出版了他所译麦肯齐的著作（1894年）和
林乐知所编关于中日战争的书 （《中东战纪本末》，1896年）。从1889年
起，它还出版有影响的月刊 《万国公报》，由林乐知和蔡尔康任总编辑。
作为主张改革的宣传者，传教士在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超出 了他们最狂
热的梦想。每年广学会从销售出版物中得到的收入从1893年的八百美元猛增
到1898年的一万八千美元。1896年傅兰雅兴高采烈地报告：“书籍生意正
在全中国迅猛开展，这里的印刷商不能满足书籍生意的需要。中国终于觉醒
①
起来了。”林乐知关于中日战争的书籍（书中有一节清楚地说明了作者的改
革派观点）和李提摩太所译麦肯齐的书（这两本书很受人欢迎，中国书商一
②
再非法翻印），都是1896年长沙乡试举子的必备读物。强学会出版的第一
个刊物（1895年）不仅有许多材料引自《万国公报》，而且也一度采用了《万
国公报》这同一名称。象李提摩太和林乐知这些人的中文姓名在全国是人们
所熟悉的。如果不发生1898年9月的政变，很可能根据康有为的推荐，李提
摩太会被邀进入清帝内廷顾问之列。光绪帝 （他在丁韪良的间接督导下已学
了几年西学）已经研究过麦肯齐著作的中译本，并且产生了深刻印象。
基督教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曾起过重
要作用（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
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此外，他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的自己的方
法、思想和甚至世界观。成立各种变法维新团体和利用定期刊物以唤起人们
对于变法维新的兴趣和支持，这些做法如果不是受到传教士榜样的直接鼓
舞，至少也是受到它们的强烈影响。显而易见，康有为把孔教变成国教的计
划 （有自己的节日、全国范围的教堂系统和传教士），也同样受到他们榜样
① 《北华捷报》，1896 年11 月6 日，第784—785 页。
① 1896 年4 月1 日的一封信（着重点是原有的），《傅兰雅书信集》，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伯克利）
藏。在1898 年7 月1 日的一封信中，傅兰雅写道：“每一本有价值的书现在都在被人非法翻印。”
② 据说李提摩太的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