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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起初，北京的官僚们缄默地同意了总理衙门的建议。只是在3月初监察
御史张盛藻才上书陈述他的观点，认为自强不必依赖洋枪轮船，而取决于“练
兵筹饷”和一个纲纪整肃、刑政严明的吏治。这位御史把天文学和数学仅仅
看作一种“机巧”，他感到特别忧虑的是，强调这两门学科会对士习人心产
生有害的影响；在他看来，技术知识和良好的道德品质似乎是相互对立的。
这位御史还对以厚给廪饩和优与奖叙为奖掖之举深感不满，认为这也会起到
败坏学者和官吏气节的作用。然而甚至经过这些攻击，清帝仍然站在恭亲王
①
一边：有一道谕旨便说，“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
同时，也确实有许多士子向总理衙门报考同文馆的新科目。
然而在3月20日，清帝收到了大学士倭仁（1804—1871年）呈上的第
二个责难性的奏折；倭仁不仅是一位受尊敬的著名学者，也是朝廷里一位刚
② 丁韪良：《中国巡礼》，第299—300 页。
① 王萍：《西方历算学之输入》，第75—124 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 第47—48 页。此奏之后于2 月25 日又有一个奏折，推荐《瀛环
志略》年迈的作者徐继畬作总管同文馆事务的大臣。这个建议也得到批准。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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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派系的领袖。尽管倭仁的祖先是蒙古人，他却仍旧作为当时最著名的
两三位程朱理学大师之一而受到广泛的敬重。除了他模范的生活给他带来声
誉之外，他还因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在一个其学术既与意识形态，
又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领域担任一系列职务而对人们产生影响。他曾经
连任都察院都御史和翰林院掌院学士；在1867年，除大学士外，他还是年轻
②
皇帝的授读之一。他在这奏折中傲慢地表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
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甚至比御史张盛藻还要蔑视“天文算学”。
这位大学士把技术问题和受鄙视而通常与诡谲、异端相联系的“术数”看作
是一回事。但是对士大夫在情感上具有更大感召力的是他断言，总理衙门要
让中国人“奉夷为师”。在中国传统中，老师的地位是特别受人尊敬的：而
那些洋人也确实是夷狄，他们刚刚直接进犯京阙，如今又在传播可恶的基督
③
教教义。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在一个雄辩有力的奏折中答辩说，期望以“忠
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完全是不现实的，但甚至在此之后，倭仁还是重申
他的立场。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肯定地说，礼义确实是国家的根本，但接着
便援引了那些极力倡导引进西方技术的忠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沈
葆桢等人的话作为自己的论据。作为儒家，这些人大概并不亚于倭仁！
当时虽然没有其他官员上疏支持倭仁，但是被清帝予以公布的倭仁的这
两个奏折，竟把北京士大夫煽动到如此程度，以至开始流传总理衙门意图谋
反这种招惹怨毒的谣言。那些报考同文馆新科目的正途士子遭到同乡和同列
们的讥笑嘲讽。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约定，不受诱于总理衙门所提供的
新机会。4月下旬，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向皇帝报告说，由于倭仁的奏章已
为众所周知，“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新科目＇者”。总理衙门被迫放弃了原
来鼓动士大夫中的杰出人才学习技术的计划；现在仅仅请求皇帝批准按照原
①
计划举行新科目的入学考试，以接纳那些“现在的投考者”。
这个结果对倭仁——他除去代表着京畿某些官吏的自我道德感和政治利
益之外，也代表着文化中的主要的文化素质——来说，显然是一个胜利。但
是必须看到，他取得这个胜利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慈禧太后未能给恭亲王以
全力支持。当倭仁被要求设立一个只用中国教习的算学馆时，他大为窘困（因
为他在第一个奏折中随便说出中国教习是很容易找到的）；因此，为了不被
委任到总理衙门，他不得不请病假。在一道上谕中，倭仁还被斥为“见识拘
迂”，不过尽管如此，慈禧还是没有重新提出让具有高级功名的人报名同文
馆新科目的号召；4月23日的上谕仅仅表示：“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
②
送馆攻习”。可以想象，慈禧并不愿意反对倭仁对儒家文化解释的本质，因
为她自己作为摄政者的地位以至满族人的统治本身，都是仰赖儒家的伦理和
文化的。当然，慈禧本来可以选择的道路是，坚持一种更加灵活而依然是正
确的儒家观点，就象恭亲王和曾国藩在奏稿中所举例说明 的那样。但那时在
慈禧看来，把一个在京师官员中有大批追随者的显宦抬出来使之盖过恭亲
王，这种做法是毫无害处的。我们发现1868年的一道上谕直接按倭仁和恭亲
② 参看张灏：《倭仁的排外作用》，载《中国论文集》，14 （1960 年），第1—29 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24—25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 第14 页。参看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丁卯（1867 年），
第12—13、15、23—24 、26、28、36 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 第15 页；卷49 第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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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顺序把他们作为负有最重责任的两名官员提出来：一位是皇帝的道德指
导，一位是领班军机大臣。①
由于清帝未能坚持让有声望的士人肄习西学，同文馆的新方案就只有有
限的意义了。包括满、汉两族的七十二名报考者的确参加了入学考试。不过
发现他们大都是失业的中年人，“对于这些身体憔悴的穷苦文人来说，衙门
②
付给他们的津贴表明比他们的声誉更为宝贵。”被录取的学生有三十名，但
是最后毕业的只有五名。为了得到质量更高的学生，清帝批准要上海和广州
同文馆选派他们最优秀的毕业生到北京攻读新科目。恭亲王和文祥并不回避
奉夷为师所招致的怨愤。赫德延聘的几名欧洲教习中有两名在1868年到达北
京。通晓中西数学的天才学者李善兰被任命为算学教习。但是英文由欧伯连
讲授，他是新近从英伦三岛来的非传教士教师；化学由法国人毕利干讲授；
物理由丁韪良 （他从1864年起一直在同文馆教英文）讲授。
1869年，在赫德的建议之下，丁韪良被任命为总教习，和满、汉提调（提
③
调除负责学生的生活安排和纪律之外，还负责中文课程）一起工作。丁韪良
着手把同文馆办成设置八年课程的“书院”，其课程包括一种西文，以及数
学、物理、化学、地理、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之后，在1872年1月，英国
传教士医生德贞开设了解剖学和生理学课程。这一时期前后，在大约一百名
学生当中大部分还是八旗子弟，但大家认为最好的学生却是曾在上海同文馆
学习过的汉族青年。京师同文馆的出版业务以丁韪良自己的《格物入门》和
①
毕利干的《化学指南》为滥觞。然而，这所学校的主要目的仍旧是为外交工
作培训人才。在资深学生的襄助下，京师同文馆出版的书籍终于包括了国际
法、政治经济学、以及连同俄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历史等著作。虽然许多学
生认为拿出相当多的时间去准备科举考试是合算的，甚至他们也受到这方面
的鼓励，但是，其中最优秀的学生在尚未毕业之前就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翻
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