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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福州船政局的问题，李鸿章在1872年就已提出要一律停建军用驳船，并把
①
拨给传统水师的经费转用于火轮军舰；这一提案没有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
1875年5月当朝廷讨论沿海防务时，文祥对李鸿章关于铁路、电报乃至在各
省会设立讲授西学学堂的想法持同情态度。但是，两名顽固派的汉族官员，
对李鸿章的建议猛烈攻击，致使它们得不到进一步的讨论。是年冬，李鸿章
赴京师谒晤恭邸，请先试造在江苏一地到北京的铁路，以确保重要物资的转
输。李回忆说：“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
②
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在朝的顽固派显然已经形成一股不得不加以认
真考虑的力量。虽然如此，李鸿章仍然发展了与恭亲王、文祥的工作关系，
而且也增进了与沈桂芬和宝洌Я轿痪蟪嫉墓叵担运哪臣赶罴苹贰�
实得到了朝廷的支持。这时，他才发现为了推动其兴建海军和发展工业的计
划，必须与醇亲王联合，以便赢得慈禧本人的欢心。
虽然李鸿章和沈葆桢都是钦差大臣，但他们却没有管辖其他督抚的权
力。丁日昌是一个亲密的同盟者，但他受到了京官们的猛烈攻击并在 1878
年决定辞去巡抚职务。部分是由于有李鸿章的荐举，才使三名前淮军将领在
年），第215 页。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收于费维恺等编的《中国近代史考察》，第84—87 页。
② 沈珂编： 《先文肃公政书续编》。奏折的日期是1874 年12 月。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第96 页。
①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 年》，第68 页。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第85 页。
② 刘广京： 《李鸿章在直隶》，第101 页注7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 第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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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成为巡抚：1872—1874年张树声任江苏巡抚，1874—1878
年刘秉璋任江西巡抚，1876—1877年潘鼎新任云南巡抚。李鸿章经常写信给
这些人和在各省与之友好的其他官员，力主建造兵工厂和用洋机器采矿。许
多人在建造兵工厂方面向李鸿章求助，以此作为响应；但在采矿，特别在开
办讲授西学学堂等方面，除非北京本身积极支持鼓励，否则各省官员很少有
人采取行动。①
赫德和关税
尽管自强的倡议必须由开明的满汉政治家提出，但在中国的某些洋人对
推动和促进这些活动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英国外
交官阿礼国和威妥玛以及被清朝雇佣的赫德给总理衙门提议的内容，不仅涉
及处理外交关系的技术问题，而且还谈到采用有利于中国的各种西方新技术
的问题。有名的1865—1866年的威妥玛…赫德备忘录，由总理衙门转呈清帝
研究并供各省官员讨论。备忘录建议实行某些内政改革，并特别强调必须派
遣外交人员出国和采用包括铁路、电报以及机器采矿在内的西方新技术。然
而赫德和威妥玛又提出，这些新技术应靠西方的企业引进，并应鼓励在这些
领域内进行中西合作。赫德…威妥玛建议中的这一部分在当时遭到了大臣们的
强烈反对，因为他们特别害怕这些由西方控制的企业。甚至连了解这些新技
术内在价值的李鸿章也反对外国人向铁路、电报和采矿业投资。在谈到西方
提出关于修改中英条约的要求时，他只建议中国在自己的铁矿和煤矿中雇佣
外国工程师。①
赫德对清政府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组织的高效率的海关服务工作。中国传
统的关税管理每年必须为内务府提供“盈余”，所以因贪污行贿而声名狼藉。
自1861年因李泰国请假回国而由赫德接管以来，各通商口岸的新海关事实上
是由他创办的。1865年，海关总税务司由上海迁到北京。根据清帝批准的“关
于招聘洋人协助海关税收管理规定”，赫德继续享有管理海关全体职员的大
权。外国职员——从各通商口岸的税务司到帮办和潮汐观测人员——以及华
人帮办和职员，都根据赫德制定和认真执行的业务条例归他调配管理。赫德
再三提醒他的部属，他们从中国政府领取薪金，因此就是“中国政府的雇员”。
征收的关税都解往由华人海关督办 （大都是各通商口岸的道台）管理的中国
海关银行。但关税的估算以及帐目和报告的编制都由赫德的部属来进行，他
们在成功地防止走私和确保帐目准确无误等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截至1875
年，海关的洋员增到408人，华人职员增到1，417人，而在十年之后，则分
别为524人和2，075人。其间，海关总税收不断增加，从1865年的八百三
十万两增加到1875年的一千二百万两，而1885年增加到一千四百五十万两。
②
① 关于京官们对丁日昌的攻击，见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44—245、361—362 页。在李鸿章
自己一派中有一人在改革政策上与李有分歧，并被他批评为虽然“端谨”，但回避实际责任；关于这一突
出的例子，见李在1875 年2 月给巡抚刘秉璋的信，载《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 第3 — 5 页。
① 毕乃德：《1867—1868 年的秘密通信：中国的主要政治家关于进一步向西方势力开放门户的观点》，载
《近代史杂志》，卷22 （1959 年），第132 页。
② 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325 页和附录4。关税数字来源于瓦格尔的《中国的财政》附录B，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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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赫德的有效的海关机构，各通商口岸的贸易和航运不会那样有
条不紊地发展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主要贡献是促使中国商业的发展，
大批的华洋工商界都从中得到了好处。但清政府仍然是最大的受益者。由于
北京深知海关收入的利益，并且责成各通商口岸的道台来负责，所以朝廷就
控制了这笔日益增加而又可靠的税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为北京所确认
的清帝国的总税收，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计约六千万两。虽然最大部分的
收入仍然来源于田赋，但厘金仍达到一千八百万两 （占30％），关税仍达到
①
一千二百万两（占20％）。由于旧税源乃至厘金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几乎
完全被指定作为既定的和不能机动的开支，所以关税对政府的一些新办事业
以及紧急需要来说，其价值就无法估量了。关税基金提供了一些新办事业（如
京师同文馆、神机营，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赴美留学
使团、驻外使馆和1875年以后的新海军计划）的一部分或全部经费。②
由于关税的分配是由北京控制，所以清帝对上述每一项事业的批准是保
证其经费供给的关键。于是出现了下面的做法，即把百分之六十的关税分拨
给有关各省，部分用于中央所辖的活动，例如用作驻扎在各省的新军的军费，
或者解往北京用于清帝的兴建事业。余下的百分之四十首先被指定用作对英
法战后向英法两国的赔款。赔款在1866年年中付清后，这百分之四十就归在
北京的户部掌管，不过动用这项资金须经特别申请，经常要得到清帝的批准。
1874年李鸿章提出每年应从这笔款项中拨出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这笔开
支得到批准，但清帝不久又认为别的用途有优先使用这百分之四十款项的权
利——特别是左宗棠在西北用兵的军费和清帝在北京周围的兴建。左宗棠在
军事上之能够取胜，是靠着从几家英国银行借得的五笔为数一千四百七十万
两的贷款：它们由关税作担保，并且最后由关税（部分来源于百分之 六十的
款项，部分来源于百分之四十的款项）来偿还。①
由于总税务司赫德要负责确保征收的关税不断增长，所以他的工作必然
被当成是清朝政府财政的主要支柱。在他这一方面，赫德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