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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把李鸿章的信附在他的一份奏折上。李鸿章的主张的具体结果是清帝批准
创办江南制造局（1865年创立）。他在一份关于这一大工程的奏折中，详细
地谈到了机械对民生所作的各种贡献。
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
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
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①
左宗棠 （1863—1866年任闽浙总督）也持有李鸿章关于自强的一些观
点。他直到1862—1864年才真正强烈地感到西方的挑战，当时他在浙江指挥
反对太平军的战役，并且经过一番犹豫后，决定接受由法国领导的法华联军
的援助（见第九章）。德克碑和日意格等法国人给他带来了关于西方的轮船
和火药武器的知识。镇压太平天国以后，部分地由于法国人的劝告，他建议
北京采用西方的技术，特别应采用造船的技术。西方的大炮并没有使左宗棠
产生深刻的印象，这也许是因为援助他的那支法国人训练的军队，没有英国
人和常胜军所拥有的、并为李鸿章目睹的那种现代化大炮。但他对轮船在
1864年收复杭州的战役及以后两年对沿海海盗的战斗中所作的贡献非常欣
赏。
象曾国藩一样，左宗棠也认为自强政策应包括改进吏治和实行更严格的
军训制度。但他强调必须学会西方的技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
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左宗棠为人很谦虚，所以看到了中国知识遗
产的弱点：“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谓我之长不如外国，
①
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左宗棠从
建议在福州建造海军船坞（1866年建成）起，就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强运动的
倡导者。但他以后在中国西北的十五年中，虽然最后在兰州建了一个毛纺厂，
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 第34 页。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 第2 — 4、10—13 页。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
第8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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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职务与李鸿章不同，所以他很少有机会贯彻他的思想。
郭嵩焘与冯桂芬
自强运动的发起是由于中国的某些高级官员开始认识到中国有此需要，
但它的意义在地位较低的人 （这些人充当高级官员的顾问，并且对后者有一
定的影响）中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在咸丰时期，翰林院的一名学者郭嵩焘（1818
—1891年）已经为妥协的外交政策想出了一套哲学上的理论基础。他在二十
四岁时已在浙江省东部亲眼目睹鸦片战争。战后不久他经过反省后认识到，
“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他不断广泛地阅读历史和仔细考虑边疆
问题的重大事件，终于得出一个总的结论，即处理世界大事，势与理都应重
视——换句话说，真理总要顺应生活的现 实。既然历史的本质是变，那么人
们就应使自己适应形势的需要。1856年他来到上海；他羡慕西方富强的情感
与日俱增，并且进一步弄清了他对“势”和“理”的概念。在1857年广州的
战斗开始后，郭嵩焘又到了北京，并回翰林院任职（他在1847年已进入翰林
院）。1858年当英法舰队迫近大沽时，北京的许多官员主战，郭嵩焘等少数
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夷务“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他在1859年被调
往天津帮助沿海防御时，向僧格林沁建议：“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
之方，不当与称兵。”1859年当僧格林沁在大沽事件中取得大捷时，京都的
人们都兴高采烈，但郭嵩焘却感到忧心忡忡，称病返回了故乡湖南。①
郭嵩焘表示痛惜的是，中国在与西方接触的二十余年中未得到教训。1862
年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他就成了李氏的幕僚之一。郭嵩焘坚决主张，在处理
夷务时人们应力图理解外国人的动机和考虑各种现实，而不应只考虑原则。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已在进行探索，以期超越技术的范围对西方的力
量取得更深入的了解，因而他似乎已避而不谈军队和军备了。
但是，郭嵩焘对李鸿章的影响不如另一位翰林冯桂芬（1809—1874年），
后者是一名对经世致用感兴趣的学者。冯桂芬在苏州的书院中从事研究和教
学，一直到1860年苏州陷于太平军之手时为止。他那时发现自己厕身于上海
逃难绅士界中，在那里，他目睹了西方大炮在镇压太平军中所起的作用，并
且又听到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消息。1861年他写了《校邠庐抗议》，对中国
亟需国内改革这一点作了意义深远的建议。此书的最后四篇文章是就如何应
付西方挑战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冯桂芬不排除把战争作为政策来运
用，但他对中国的颟顸和动摇感到痛惜。在过 去，“宜战反和，宜和反战，
而夷务坏；忽和忽战而夷务坏；战不一于战，和不一于和，而夷务更坏。”
他注意到“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
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
冯桂芬相信，英、俄、法、美在武力方面相等，他们互相既是势均又是
力敌的，所以结果至少是暂时出现僵持状态。但在将来这四个国家可能达成
协议而合谋反对中国，或者是某一国可能取得独占地位；总之，不论出现哪
种情况，中国都会失算。因此，中国极应及时自强。“不自强而有事，危道
也……矧一自强，即可弭之使无事也。”①
① 郭廷以等：《郭嵩焘先生年谱》，卷1 第42、114、126—127、130、181—187 页。
① 邓嗣禹和费正清：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54—55 页。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 第45—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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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自强呢？冯桂芬认为真正的自立要求有反躬自问的
自我批评；此外，当人们在寻找自己的缺点时，也应毫不犹豫地向他人学习。
②
“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这是多么大胆
的宏论！冯桂芬的心胸很开阔，所以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利用方面，在
沟通君民思想的条件方面，在名与实（即施政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统一方
面，他完全认识到西方都超过了中国。但他又宣称，中国本身的经世致用的
智慧足以对这些事务进行革新。冯桂芬提出了许多关于改革吏治的建议，他
认为西方的思想未必更好。但中国只有在对科举制度作了重大改革时，才能
向西方学得科学和技术。①
可能正是由于冯桂芬的建议，李鸿章才在1864年向恭亲王提出要在考试
制度中为精于技术的考生开设新科。冯桂芬甚至走得更远。他攻击现存科举
制度的考试内容贫乏，并且对文人的前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聪明智巧之
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又优劣得失无定数。而莫肯徙
业者，以上之重之也。”冯桂芬主张来一次大变动。他建议对兵工厂和造船
厂中的优异工匠应授与举人的功名，对那些能改进西方产品的人应授与进士
的功名，并允许他们参加殿试。“今令分其半，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
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法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
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②
李鸿章和冯桂芬的想法说明，至少有少数士大夫在向往西方的技术时，
愿意看到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科举制度进行调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另
外一些建议则要求改革传统的军事制度。当1864—1865年李鸿章在考虑裁减
他的淮军至三万人时，他建议大量削减全帝国的绿营军，以便把节省的经费
用于装备和训练剩下的军队。以后几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