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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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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则在6月分稍后时竣工。这时淮军迫使从直隶撤出的全部捻军进入山东北部 

② 《山东军兴纪略》,卷4A 第8 页。《大清穆宗实录》,卷86 第51—3 页。《丁文诚公遗集》,卷1 第 

4、36—7 页;卷4 第9、16 页。 
③ 《十二朝东华录·同治朝》,卷28 第16—17 页。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6 第2629 页。 

张锡纶:《军书汇钞》,第1 册第305—306、479—481 页。《丁文诚公遗集》,卷1 第51—53 页;卷8 
第11 页。 
④ 张生旺:《西捻军在陕西的抗清斗争》,载《史学月刊》(1964 年12 月),第350—352 页。《左文襄 

公全集·书牍》,卷9 第9 页。《剿平捻匪方略》,卷274 第20 页。 
① 如《大清穆宗实录》,卷211 第24—27 页;卷222 第3 — 8、9—10、13—14 页。《丁文诚公遗集》,卷 

5 第1 — 4页。《豫军纪略》,卷12。12 第5 — 6、8 页;卷12。21 第4 — 5 页。《剿平捻匪方略》,卷295 第 
15—16、19、20 页;卷296 第2 — 4、7、11 页。《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72 页;参阅马士:《中华 
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2 册第114 页注1。 
②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8 第14、16—17、20—22 、24—25 、31、41 页。《李鸿章致潘鼎新书 

札》,第79—80 页。《丁文诚公遗集》,卷5 第39、44—45 、47—48 页。关于百姓对官军的仇恨,见左 

… Page 308…

  的包围圈。7月,张宗禹遭惨败,大批捻军这时响应了李鸿章投诚的号召。8 
  月16日,张宗禹跳入徒骇河失踪。捻军运动至此全部被镇压下去了。 

宗棠:《左文襄公家书》,摘载于聂崇岐编:《捻军资料别集》,第223—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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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兴的透视 

       自从太平军在湖北首次遭到挫折直至1868年的十四年中,人们不但看到 
  了王朝幸存下来,还看到了清朝政体的主要特征也恢复原状。由于一位现代 
  史学家的才能,“中兴”一词取得了适合这一时期的更确凿的意义。芮玛丽 
  在论及“中兴”时说:“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 
  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 
  延续了六十年。这就是同治中兴。”① 
       今天一些对旧中国不很同情的学者可能没有芮玛丽的那种热情,或者可 
  能提问:这些政治家究竟杰出在哪里?但是作为时代骄子的曾国藩、李鸿章 
  及其同僚等前人确实成功地镇压了叛乱,恢复了王朝的地位,甚至重新振兴 
  了王朝的治国精神,这可以说是事实俱在。他们建立起来的勇营肯定不属于 
  清朝的旧军制,这时却可以与旗兵和绿营军相匹敌。但勇营仍是清帝批准建 
  立的,同样忠君,并且这时成了王朝安全的屏障。在这一实力基础上,清帝 
  仍继续利用由于长期公认的正统地位而产生的有利条件:即他是文化和道德 
  方面的仲裁人,有权封赐功名,批准奖赏,敕建纪念碑和祠庙;他也是任命 
  下至知县一级官僚的唯一权威。尽管作了某些必要的调整,固有的制度仍继 
  续存在。 
       宋代的理学继续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原因之一是把它作为抗衡实用主 
  义的恭亲王力量的手段,另一个原因是用它来延续国 家与文化的实质,这种 
  实质正是清朝统治阶级领导成就的标志。从太平天国叛乱的爆发直至捻军战 
  争终结的十八年中,北京的会试及乡试一次也没有停办过。此外,有三年在 
  全国范围安排了恩科会试和乡试。在叛乱盛行地区的乡试当然被迫中断了, 
  只有在山西省,这些名义上三年一次的考试才未受影响。湖北省推迟过一次, 
  四川、河南和山东推迟过两次,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和陕西三次,湖南 
  和江南四次,广西五次,贵州和云南六次。但一有可能,就计划和举行专门 
  的补考。在湖南,早在1857年初就举行补考。按规定应在南京举行的江苏、 
                                                                              ① 
  安徽两省补考于1859年在杭州举办,那时帝国的胜利还相当渺茫。 由于乡 
  试功名最后能使人获得官职,这些及时举办的补考使士子们为了自己的前程 
  而倒向清朝。不但考试尽可能按期进行,到1870年几乎所有中断的考试都已 
  补齐。 
       可是在此期间,大部分官员的质量下降了。清王朝沿用前几代皇帝的旧 
  例,不但照常捐卖监生功名和一些官衔职称,而且捐卖实授官职,甚至也卖 
  知县职位。巡抚们仅就“军功”也已经在推荐候补人了。在全帝国将近1, 
  290个县中约有512个县的地方志材料表明,1850年以后,捐纳的知县大致 
  增加了一倍,其数相当可观。② 

① 芮玛丽:《同治中兴》,(1966 年版序言)第7 页和18 页。 
①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97—100、151—152 页。 
② 李国祁、周天生和许弘义:《中国地方志研究: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第1 册第 

212—213 页。总的说来,这一大规模研究的发现,可以与张仲礼、瞿同祖、梅茨格和华特等人(见参考书 
目章)的统计(即抽选不同的年份和地点对地方官的资格和任期所作的统计)相印证。何炳棣发现,在1871 
年七品至四品的地方官中有51。2%是捐的官,在1840 年仅为29。3% (见《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第48—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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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许多成为知县的低级生员,如果功名资格不与捐纳相结合,无 
  疑是当不成的;当然,有些甚至没有生员功名而有才 能的文人也是通过捐官 
  发迹的。但大部分捐纳知县的候选人被认为是城市商人,他们企图通过浮收 
                               ① 
  和其他盘剥形式来捞钱。这样的弊病由于所有知县的任期越来越短而更加严 
  重了,他们的任期甚至比知府和其他高级官员的任期更短。 
        知县的任期短暂只能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进一步腐化。因为同治时期所恢 
  复的制度中,有一项就是恢复基层官僚机器的决定性作用。1868至1870年 
  任江苏巡抚和为人非常谨慎的丁日昌认为,衙门胥吏的权力正在扩大。胥吏 
  的人数不但比知县及其私人幕僚和仆役要多,而且更了解条例和地方情况; 
  他们之所以有权主要是任期比其上级更长。他说县令任期最多四、五年,短 
  则二、三年,而胥吏的子孙则是世操此业。丁日昌在1868年的奏折中说,江 
  苏的胥吏“空缺”可由在职者出售,代价高达一万两,此数比捐纳知县的代 
             ② 
  价更高。 洪亮吉 (1746—1809年)曾经估计,在十八世纪一个县有胥吏二 
  百至一千名,人数视县之大小而定。而1862年的进士、山东人游百川御史估 
  计,捻军以后的时期,大县有胥吏二、三千名,小县至少三、四百名。此外, 
  胥吏与差役相勾结,后者走乡串村与地保(地方)联系。十九世纪初,浙江 
  省的一些县已有差役一千五、六百名,而山东的一个大县至少有一千名。1851 
  年,咸丰帝在一名御史的奏折上批注道:“直隶、河南等省白役,一州一县 
  何至盈千累百之多?”1870年以后时期的材料说明,一个村的一件杀人案要 
                                                                                     ③ 
  出动一、二百名差役去陪同进行调查的胥吏。还必须招待就餐和致酬。大部 
  分 知县不得不依靠这批下属取得收支平衡和在一两年内积累一笔资产。这 
  样,成为这一世纪中期叛乱主要原因的地方政府陋习,显然在这场大破坏中 
  被保存了下来。 
        县以下的事务,仍然是不学无术的吏役为了攫取权势而与地方的名门大 
  族不是勾结,就是倾轧。但北京的确设法使省一级的官员主要由取得高级功 
  名的文人来担任,因为这些人对王朝的支持更为坚定。现有的最完整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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