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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则在6月分稍后时竣工。这时淮军迫使从直隶撤出的全部捻军进入山东北部
② 《山东军兴纪略》，卷4A 第8 页。《大清穆宗实录》，卷86 第51—3 页。《丁文诚公遗集》，卷1 第
4、36—7 页；卷4 第9、16 页。
③ 《十二朝东华录·同治朝》，卷28 第16—17 页。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6 第2629 页。
张锡纶：《军书汇钞》，第1 册第305—306、479—481 页。《丁文诚公遗集》，卷1 第51—53 页；卷8
第11 页。
④ 张生旺：《西捻军在陕西的抗清斗争》，载《史学月刊》（1964 年12 月），第350—352 页。《左文襄
公全集·书牍》，卷9 第9 页。《剿平捻匪方略》，卷274 第20 页。
① 如《大清穆宗实录》，卷211 第24—27 页；卷222 第3 — 8、9—10、13—14 页。《丁文诚公遗集》，卷
5 第1 — 4页。《豫军纪略》，卷12。12 第5 — 6、8 页；卷12。21 第4 — 5 页。《剿平捻匪方略》，卷295 第
15—16、19、20 页；卷296 第2 — 4、7、11 页。《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72 页；参阅马士：《中华
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2 册第114 页注1。
②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8 第14、16—17、20—22 、24—25 、31、41 页。《李鸿章致潘鼎新书
札》，第79—80 页。《丁文诚公遗集》，卷5 第39、44—45 、47—48 页。关于百姓对官军的仇恨，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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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围圈。7月，张宗禹遭惨败，大批捻军这时响应了李鸿章投诚的号召。8
月16日，张宗禹跳入徒骇河失踪。捻军运动至此全部被镇压下去了。
宗棠：《左文襄公家书》，摘载于聂崇岐编：《捻军资料别集》，第223—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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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兴的透视
自从太平军在湖北首次遭到挫折直至1868年的十四年中，人们不但看到
了王朝幸存下来，还看到了清朝政体的主要特征也恢复原状。由于一位现代
史学家的才能，“中兴”一词取得了适合这一时期的更确凿的意义。芮玛丽
在论及“中兴”时说：“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
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
延续了六十年。这就是同治中兴。”①
今天一些对旧中国不很同情的学者可能没有芮玛丽的那种热情，或者可
能提问：这些政治家究竟杰出在哪里？但是作为时代骄子的曾国藩、李鸿章
及其同僚等前人确实成功地镇压了叛乱，恢复了王朝的地位，甚至重新振兴
了王朝的治国精神，这可以说是事实俱在。他们建立起来的勇营肯定不属于
清朝的旧军制，这时却可以与旗兵和绿营军相匹敌。但勇营仍是清帝批准建
立的，同样忠君，并且这时成了王朝安全的屏障。在这一实力基础上，清帝
仍继续利用由于长期公认的正统地位而产生的有利条件：即他是文化和道德
方面的仲裁人，有权封赐功名，批准奖赏，敕建纪念碑和祠庙；他也是任命
下至知县一级官僚的唯一权威。尽管作了某些必要的调整，固有的制度仍继
续存在。
宋代的理学继续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原因之一是把它作为抗衡实用主
义的恭亲王力量的手段，另一个原因是用它来延续国 家与文化的实质，这种
实质正是清朝统治阶级领导成就的标志。从太平天国叛乱的爆发直至捻军战
争终结的十八年中，北京的会试及乡试一次也没有停办过。此外，有三年在
全国范围安排了恩科会试和乡试。在叛乱盛行地区的乡试当然被迫中断了，
只有在山西省，这些名义上三年一次的考试才未受影响。湖北省推迟过一次，
四川、河南和山东推迟过两次，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和陕西三次，湖南
和江南四次，广西五次，贵州和云南六次。但一有可能，就计划和举行专门
的补考。在湖南，早在1857年初就举行补考。按规定应在南京举行的江苏、
①
安徽两省补考于1859年在杭州举办，那时帝国的胜利还相当渺茫。 由于乡
试功名最后能使人获得官职，这些及时举办的补考使士子们为了自己的前程
而倒向清朝。不但考试尽可能按期进行，到1870年几乎所有中断的考试都已
补齐。
可是在此期间，大部分官员的质量下降了。清王朝沿用前几代皇帝的旧
例，不但照常捐卖监生功名和一些官衔职称，而且捐卖实授官职，甚至也卖
知县职位。巡抚们仅就“军功”也已经在推荐候补人了。在全帝国将近1，
290个县中约有512个县的地方志材料表明，1850年以后，捐纳的知县大致
增加了一倍，其数相当可观。②
① 芮玛丽：《同治中兴》，（1966 年版序言）第7 页和18 页。
①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97—100、151—152 页。
② 李国祁、周天生和许弘义：《中国地方志研究：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第1 册第
212—213 页。总的说来，这一大规模研究的发现，可以与张仲礼、瞿同祖、梅茨格和华特等人（见参考书
目章）的统计（即抽选不同的年份和地点对地方官的资格和任期所作的统计）相印证。何炳棣发现，在1871
年七品至四品的地方官中有51。2％是捐的官，在1840 年仅为29。3％ （见《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第48—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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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许多成为知县的低级生员，如果功名资格不与捐纳相结合，无
疑是当不成的；当然，有些甚至没有生员功名而有才 能的文人也是通过捐官
发迹的。但大部分捐纳知县的候选人被认为是城市商人，他们企图通过浮收
①
和其他盘剥形式来捞钱。这样的弊病由于所有知县的任期越来越短而更加严
重了，他们的任期甚至比知府和其他高级官员的任期更短。
知县的任期短暂只能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进一步腐化。因为同治时期所恢
复的制度中，有一项就是恢复基层官僚机器的决定性作用。1868至1870年
任江苏巡抚和为人非常谨慎的丁日昌认为，衙门胥吏的权力正在扩大。胥吏
的人数不但比知县及其私人幕僚和仆役要多，而且更了解条例和地方情况；
他们之所以有权主要是任期比其上级更长。他说县令任期最多四、五年，短
则二、三年，而胥吏的子孙则是世操此业。丁日昌在1868年的奏折中说，江
苏的胥吏“空缺”可由在职者出售，代价高达一万两，此数比捐纳知县的代
②
价更高。 洪亮吉 （1746—1809年）曾经估计，在十八世纪一个县有胥吏二
百至一千名，人数视县之大小而定。而1862年的进士、山东人游百川御史估
计，捻军以后的时期，大县有胥吏二、三千名，小县至少三、四百名。此外，
胥吏与差役相勾结，后者走乡串村与地保（地方）联系。十九世纪初，浙江
省的一些县已有差役一千五、六百名，而山东的一个大县至少有一千名。1851
年，咸丰帝在一名御史的奏折上批注道：“直隶、河南等省白役，一州一县
何至盈千累百之多？”1870年以后时期的材料说明，一个村的一件杀人案要
③
出动一、二百名差役去陪同进行调查的胥吏。还必须招待就餐和致酬。大部
分 知县不得不依靠这批下属取得收支平衡和在一两年内积累一笔资产。这
样，成为这一世纪中期叛乱主要原因的地方政府陋习，显然在这场大破坏中
被保存了下来。
县以下的事务，仍然是不学无术的吏役为了攫取权势而与地方的名门大
族不是勾结，就是倾轧。但北京的确设法使省一级的官员主要由取得高级功
名的文人来担任，因为这些人对王朝的支持更为坚定。现有的最完整的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