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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重骑术。张宗禹虽然在1863年6月收复了雉河，但在8月份决定“空
其巢”并回到河南南部。大批捻军带着家眷，有的甚至带着同族的人追随他
前往。李鸿章后来说：“捻以走为业……大率亲族男女偕行，穷年奔窜，练
②
成猾劲。” 捻军事实上已成为专业性的流寇。
在1863年末，单由张宗禹率领的部队据说已超过万人，其中有数千名骑
兵。此后，数量比太平军骑兵多得多的捻军骑兵前往湖北。追赶捻军和太平
军新别动队而到湖北的僧格林沁更加担心的是捻军而不是太平军。他这时拥
有五千多匹马。1865年5月，在不断追击敌人达两月之久以后，这位亲王在
① 《豫军纪略》，卷1。3 第8 — 9 页。江地：《捻军史初探》，第38、40、46 页。罗尔纲：《太平天国新
军的运动战》，特别是它的序言。
① 张珊：《关于捻军的组织问题》，载《安徽史学通讯》，第14 期 （1959 年12 月），第34—38 页；关
于捻军的运动战，见同上，第39—50 页。张珊的证据与一名芝罘的中国人的叙述是一致的，此人在1867
年与赖文光的部队一起度过了两周；美国芝罘领事馆快信第33 号，1867 年8 月24 日。
② 《豫军纪略》，卷9。13 第8—10 页；卷10。14 第1 页。《剿平捻匪方略》，卷195 第22 页。《李文忠公
全集·朋僚函稿》，卷7 第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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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西南的曹州附近中了捻军一次巧妙的伏击而身亡。他死后只剩下两千
匹马还在官军的手中。他部下的许多满洲骑兵实际上已携马潜逃，投奔了捻
军。③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清廷剿捻之战的转折点是1865年5月25日任命曾国
藩为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这是僧格林沁死后五天的事。对这位老政治家的
新任命表明清廷充分认识到北京自身的安全这时要依靠汉族官员了。在 1860
至1861年，河南和山东两省的巡抚已由汉人担任。1863年，刚被擢升为驻
扎广州的总督、前湘军将领刘长佑转任直隶总督，这个职务是很少由汉人来
担任的。曾国藩担任了拥有安徽、山东和河南三省军权的钦差大臣是这一趋
势的标志。李鸿章所指挥的仍有六万名之众的淮军以及在曾国藩麾下效劳的
李鸿章的将领，这时是王朝安全的保障。三十多营淮军此时奉命向山东省疾
进。6月6日，李鸿章派约六千名士兵乘四艘轮船和五艘西洋帆船前往天津，
里面有一千名步枪手和炮手，他们拥有戈登的一些大炮，并在上海附近受过
英国人的训练。现代武器显然压倒了捻军的骑兵。据李鸿章的一名将官回忆
当时的情景：“悍贼奄忽而至，驰骤如风雨”，但被“连环枪炮”所阻，而
且实际上被击溃了。①
许多历史学家曾把捻军的失败归因于曾国藩在1865至1866年制定的政
②
策——首先，用笼络百姓及圩主的办法来控制皖北的圩寨。他悬赏搜集捻军
首领的情报，并宽恕那些因贫困或受裹胁而偶然跟从捻军的人。他要圩寨坚
守壁垒和保护里面的百姓及其牲畜粮秣，使之不落入捻军之手，这是传统的
“坚壁清野”战略。新的圩寨村长由居民提名，知县批准，钦差大臣亲自发
给职衔执照。村长然后不但编制倡首为敌者及“甘心从逆”者的“莠民册”，
而且编制包括“自新”的原捻军追随者和“全未从匪者”的“良民册”。取
得“良民”身分必须有五户愿在村长前为他具结担保，而村长则向知县具结。
为了保证这一工作的进行，曾国藩专门派人充当他的“委员”去捻军大
批出没的村庄调查，并与知县和“耆绅”咨商，查获并清除了隐藏的活动分
子。到1866年8月，经过十三个月的工作后，蒙城有五十九名捻军“惯匪”，
毫州有四十六名，颍州有五名被捕和处决，惟徐州一名未获。有些委员仅作
了调查姿态。他们既未得到知县也未得到“耆绅”的合作。在许多地方，新
的村长是经过改头换面的原来的“圩主”，只不过没有再被认出是捻军罢了。
曾国藩因一些“莠民”实际上就是绿营士兵而感到震惊，同时对有些委员不
负责任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示失望。①
曾国藩“调查”圩寨的结果不论在哪一方面说都不是有成效的，因为捻
军在1865年7月已经离开他们的老窝，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失踪，再加上
帝国军队的日益加强，基本上说明了在侠盗的这些旧巢窟中又恢复了旧秩
序。
③ 《剿平捻匪方略》，卷195 第22 页；卷205 第12、13 页；卷211 第15、16 页；卷214 第33—34 页；
卷232 第20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1 第5 页。
① 见李鸿章：《李鸿章致潘鼎新书礼》，第22—24 页。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序言卷《自述》，第
18—19 页。
② 蒋湘泽：《捻军叛乱》，第101 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2 第26—30 页；《奏稿》，卷30 第51—52 页；《批牍》，卷3 第40—
43、45—46 、48—50 、51—53、55—56、68—69 页；卷4 第1、2、5 页；《书札》，卷13 第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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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国藩指挥剿捻战争的十七个月中，他还被认为对清廷的胜利贡献了
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即实施封锁的战略。他在1865年7月提议，他最精锐
的部队不应追击捻军，而应守住四个关键基地，即安徽的临淮、江苏的徐州、
山东的济宁和河南的周家口。一年后，即在1866年7月，曾国藩进一步提出
要选择一些航道作为自然屏障，来限制叛乱者的活动。最早论述“画河圈地”
的人可能是一度当过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他把李鸿章最后战胜捻军的原因
②
归之于曾国藩的战略，而罗尔纲等人是赞同这种意见的。但这种说法把问题
搞乱了。因为曾国藩的河流封锁战略是利用军队以及河流、河坝和运河来阻
止捻军进入重要的、但防守薄弱的地区，而李鸿章后来在1867至1868年实
施的战略可以用他自己所说的“觅地兜围”这个词来描述则更为恰当。他更
多地利用骑兵和大炮来包围捻军，同时依靠河流和运河来阻止他们的逃窜。
曾国藩从江苏徐州派军守卫四个省的十三个府，它们是通向直隶省和北
京的必经之地。捻军骑兵这时依靠自己的机动性更甚于依靠民众的支持，这
是因为清廷在华北部署了新的地方军队，民众起义的次数少得多了。因此，
剿捻战争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捻军的运动速度和巧妙的战术与清军——特别
是淮军——拥有现代武器的对应优势两者的较量。曾国藩估计捻军骑兵每日
能驰骋一百五十里。在1866年6月，他注意到捻军仍缺乏火药武器。他自我
安慰道，“枪炮伤人较多，究非捻匪所可及”。
曾国藩认为，捻军强烈地希望进入繁荣的山东沿海区。赖文光认为太平
军的最大失策是攻打上海，破坏了他们与外国人达成的和平协议。也许赖文
光在1866至1867年希望与西方人友好接触并在芝罘取得他们的武器。1866
年5月捻军企图进入山东，但被刘铭传击退，捻军的骑兵遭到了他麾下的主
要炮手毕乃尔 （法国人，此时改隶清朝并当了总兵）的炮击。曾国藩建议沿
运河建造河堤和设置木制障碍，并在一些地方挖深河道，使捻军不能越过。
他在7月间把大本营移至河南的周家口后，提议要河南也设置河防。军队要
守卫两条实际上连接的河道（颍河和贾鲁河），它们组成了一条从淮河几乎
直达黄河的航线。他希望切断捻军进入东部平原的途径，使剿捻更加有力。
曾国藩的战略计划迅速被北京批准，但它不到两个月就落了空；同时也
说明他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9月24日，全部捻军在三个最高头目张宗禹、
任柱和赖文光的率领下越过开封以南单薄的障碍，迅速东移，进入山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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