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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催征不前。” 1863年期间湘军军费增加，此事使曾国藩越加后悔不该把江
西省田赋税率定得偏低。
这时曾国藩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关于减少江苏省漕粮份额 （还有法定
税率）以及把一个浮收份额特重地区的负担予以减轻的建议。他支持这个主
张，不过鉴于最近江西省税制改革的经验，他对诸如浮收等有关问题仍然犹
豫不决。
当淮军在1863年春季已经巩固了松江区并迫近太仓时，对许多达官显绅
来说，早就需要进行的财政改革的可能已经在望了。自从明初以来，苏松太
道分担帝国漕粮数量之大很不成比例。这里面积约四千平方英里，在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人口大致为一千万，分布于三十一个县，它得天独厚，盛产米棉，
虽然它每年米的收成很可能超不过湖北湖南两省中的同类地区。但在十九世
纪初期，根据漕粮税制，苏松太被规定要提供年征大米总数的32。7％，即全
页；卷31 第9—13 页；卷60 第23—24 页。
② 同上，卷26 第1 — 3页；卷31 第15 页；卷60 第27—29 页；卷61 第9—10、12、21—22 页；卷63 第
18—19 页；卷64 第19—20 页；卷89 第5、15—17、23—24 页，以及其他各处。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9 第8、16—17 页；卷9 第8—10 页。
②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28 第35—44 页；《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1 第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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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法定总数五百二十万担中的一百七十万担。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是由于从南
宋到明代这段时期中不幸的历史发展变化造成的——向在国有土地上耕种的
佃户征收的租，在土地转到私人手时转变成税；明代开国皇帝根据租率向江
南几个府开征实物税，但遭到那里激烈的顽抗。虽然向苏松太开征以白银缴
纳的税在清初已经稍减，但漕粮份额的严重不公平的现象从没有改正；它们
的负担至少是近邻常州府的三倍，而后者也盛产大米，并且同样靠近运河。
从明代到清初，苏松太道规定的漕粮份额甚至很少缴足一部分。只是从十八
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当长江流域特别繁荣时，它应缴的漕粮才
相当及时地全部上缴了。但自从1833年的大水灾和大饥荒以来，江苏省不得
不以天灾和歉收为由，每年请求清帝部分豁免负担的漕粮。
很明显，到十九世纪中期，这种税制不能再长期推行了。这时，苏松太
道已成战争的关键地区，最后说服北京改变这种不现实的税额的时机到来
了。早在1863年2月，松江知府方传书要求李鸿章奏请大量削减苏松太的税
②
额。 苏州人冯桂芬在1862年4月就进了李鸿章的幕府并且长期以来主张改
革苏松太的财政，他实际上一直就此事在给李鸿章出主意。减低过高的赋额
显然是可取的。各方许多人都表示支持。1863年6月，北京的两名官员在同
一星期奏请减赋，但回避了与漕粮一起开征的浮收（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这
一有分岐的问题。这两人就是潘祖荫和丁寿 昌，前者是苏州人，任光禄寺卿，
其祖父当过军机大臣；后者是苏北人，任御史之职。同时曾国藩和李鸿章就
苏松太负担的份额问题于6月27日联名上疏。新任江苏省督粮道的郭嵩焘以
及该省巡抚李鸿章本人都推测，清帝可能在太仓和苏州尚待收复和需要民众
支持之时批准减赋，而不会拖到战后的将来。
但在上海进行的讨论实际上超出了负担份额的问题。冯桂芬和郭嵩焘曾
请教过的前苏州知府吴云也强调同时减收浮收的必要性。浮收项目在苏松太
地区为数极多，其中既有为“耗米”和漕运征收的合法浮收，也有一些违法
项目，它们或入衙门吏役 （这些人负责征收漕米及其折征的现钱）之手，或
入仓吏、船户或旗丁等人的私囊。在大户中较正派的人最多只缴纳规定的浮
收，那些狡猾的大户则与衙役串通，使其地“注荒”而逃避一切完纳（甚至
连漕粮也不缴）。“以江苏大户之众多，其力足以陵压州县，州县不敢校也。
一切浮费皆取给于小户。”①
冯桂芬和吴云生动地描述了小户的苦难。有些小户认为明智之举是向包
揽税赋的人——如衙役或“刁生劣监”——行贿，这些人能把小户重新划分
为大户，使他们免缴赋税。“于是大户日益增，小户之困日益甚。”而孤立
无援的农民土地所有者则倍蓰加算沉重的浮收，并以折磨和拷打迫使他们缴
纳。有人弃地外逃，有人则可能聚众抗税。
吴云和冯桂芬都认为这种局势不能容忍，至于怎样补救，两人则不一其
说。吴云认为，规定的沉重份额一旦被减轻，一切就会顺利。在战后的恢复
时期，“每邑延请公正绅士出为襄理，官绅合力，可期弊绝风清”。换句话
说，他希望派地方上流绅士中较正派的人来抵销“巨室土豪”和衙门吏役的
影响。
① 欣顿： 《中国的漕粮税制》，第92 页。
② 《江苏减赋全案》，卷5 第25 页。
① 引自郭廷以等编《郭嵩焘先生年谱》（上册第246 页）中郭嵩焘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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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则坚持，衙门吏役在浮收中有着巨大的既得利益，所 以他们必然
要进行勒索。他认为，实际从漕粮中贪污的所得，绝大部分落到了他们之手，
其数十倍于州县官员，三至五倍于地方绅士。他还坚持，只有清帝批准的浮
①
收才应予保留；而如果漕米改由海运，连这些浮收也可以减轻。他为李鸿章
和曾国藩起草的奏议的第一稿，强调了一切非法浮收应予取消，“大小户名
目”应予禁止。冯稿从李鸿章转到曾国藩那里，但郭嵩焘私下警告曾总督说，
要完全平均征税可能是不切实际的。他很现实地承认了衙门吏役的实际存
在，而清朝的官僚机器也正是靠了这些人的歪门斜道才得以维系于不坠。“无
君子莫治小人，无小人莫养君子；今将立法制，垂久远，而必取州县之吏，
束缚之，困苦之，亦非与民求安之道也。”②
曾国藩很快把郭嵩焘和冯桂芬二人的观点加以折衷，主张把主要力量放
在减轻规定的赋额方面。曾国藩也持郭嵩焘的现实态度。他在6月2日复信
郭嵩焘时提到了江西的经验，那里由于大量减征浮收，致使“州县穷苦异常，
而民仍征输不前”。经验迫使曾国藩实际上放弃了桐城学派的基本信仰（即
适当的领导和学者的努力可以移风易俗）。他这时承认，吏治中的一些倾向
确实已不能纠正。他说：“大抵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虽尧舜
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贤者办事贵在因俗而立制。所谓‘除去泰甚’
③
者耳。”曾国藩感到冯桂芬的奏稿“陈义过多”，其中建议裁减浮收一节“断
不可遽奏”。他劝李鸿章，即使苏松太地区的浮收在将来得到核减，“浮收
竟可不必入奏，不必出示”。他还建议各县征收浮收可按该县风俗人情而为
之制。“大户名目可革则革，办法不必一律，减法不必一价，但使小户实有
所减而已。”①
曾国藩的这些折衷说明了联名奏议的最后内容。奏议的唯一提议是把苏
松太道的“浮赋”减到该道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实际缴纳漕米数量较大的七
年的平均数字，即定额的一半左右。据说，核减不但公平，而且有助于医治
松江和太仓的战争创伤和鼓励民众支持清廷即将进攻苏州之战。显然出于冯
桂芬的劝告，李鸿章决定在联名奏议后加一“附片”，建议如果裁核苏松太
的赋额，还应“裁减陋规为禁止浮收之委”，同时还要“革除大小户名目”。
李鸿章与曾国藩还有不同之点，他建议设局来为苏松太的漕粮定出适当的浮
②
收额，由“绅衿平民一律完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