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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和汉口要等太平军被镇压后才得向外国船只开放,但恭亲王为了使欧洲
人在内战时支持清廷,却奉命于1860年12月将这三个商埠全部开放。显然,
太平军和捻军对王朝的威胁要比英国人和法国人更大;甚至俄国人也暂时得
到了满足。恭亲王和文祥奉诏要发还原来天主教的财产,并要在新商埠开辟
时在那里安排外国租界。为了执行1858年的中英通商章程,外国海关督办管
辖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商埠。1861年1月的上谕批准了江苏巡抚兼代理通商
大臣薛焕的建议,让已在1858年被提名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正式就任。
李泰国在当额尔金勋爵的翻译时采用恫吓策略,故清朝官员十分痛恨他,可
是实际上李泰国是英国公使卜鲁斯提名的,虽然1858年的通商章程已经规定
外国政府不得干预税务司的人选问题。恭亲王和文祥认为任命李泰国是有利
的,因为北京在1861年初又处于财政危机之中,户部的库银已减少到三十万
两。虽然向外国船只征收的贸易税的百分之四十用作对英法的赔款,但人们
仍然认为,欧 洲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会力图增加关税收入,并且新财源将
比中国各地关卡的预计收入更大,因为后者“往往以多报少,隐匿侵蚀……
①
无从彻底清查”。在1860年期间,李泰国已经在英国占领的广州以及汕头
设立了新的海关。他不久以健康为理由请假回英国;临时代理他的赫德(1835
—1911年)继续拟订进一步的章程,并在其他商埠设立新海关。
咸丰帝不愿看到所有这些现实,特别不愿看到欧洲军队仍在天津留驻,
所以他一再推迟返京日期。他再也不能回京了,因为他在1861年2月患了重
病 (可能是肺结核)。他在夏初时稍有好转,但在8月20日病情突然恶化。
在两天后去世之前他一度苏醒,但时间短得只能立下两道遗诏:其一是立他
的五岁独子载淳为皇储,另一纸是授权四位侍卫大臣(载垣、端华、肃顺和
景寿,都是宗人)和在热河的四名军机大臣“赞襄一切政务”。前四人所受
的权力既不能被解释为顺治帝未成年时多尔衮的那种摄政,也不能说成是康
熙帝未成年时鳌拜及另外三大臣的辅政。(可以推测,这八人在怎样抬高他
们的作用这一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肃顺在他们之中最为机敏,但又是地
位较低的宗人,决没有资格当摄政。)然而这八人对自己作为“顾命之臣”
的身分信心十足,以致他们以幼主的监护人自居,并且指望代他来作决定。
但并不是把权力全部授予他们。由于他们只受权“赞襄”,所以不能合
法地启用通常代替“硃批”的御玺。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两位皇太后的固有的
权力,因为母后的地位能够合法地代表幼主使用御玺。咸丰帝去世后留下了
二十五岁的皇后钮古禄氏,她为人随和,没有野心。但这时的天子载淳的生
母却是叶赫那拉氏,即后来的慈禧太后(1835—1908年)。按照规矩,8月
22日的诏令晋封叶赫那拉以及位居其右的东宫钮古禄为太后。八名谘询大
臣在谒见两位太后时,提出此后他们起草的一切敕令和诏书,都要由两位皇
太后加盖她们掌握的御玺来批准。但叶赫那拉过去曾为先帝整理过奏摺,因
① 《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0 第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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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她们坚持要先看过一切草拟的敕令、诏书以及奏摺,才能在任何文书上加
盖御玺;而且由谘询大臣提名的高级官员任命事项,也必须要经过她们的批
准。这八名谘询大臣勉强同意了。但两位皇太后并不公开上朝听政,她们只
召见这八个人。
这种做法并无错误,因为在此以前的清史中,从没有皇太后上朝听政之
事。但在以前的朝代中都有很多这样的先例,而且中国的传统是可以援引的。
北京的官员这时发起了一场运动,以使两位皇太后实际执政,或者按照历史
①
上常见的做法实行“垂帘听政”。恭亲王无疑是幕后人,他最后获准前往热
河行宫。当时在热河的军机处的一名官员写信声称,恭亲王设法晋见了两位
②
太后,并缓和了她们对欧洲人的恐惧心理。9月14日,即恭亲王启程回京
后第三天,一名御史向热河奏请两宫“垂帘听政”,另外应指定一、二位亲
王来“辅弼政务”。八大臣大为激怒,就草诏谴责上奏折的御史,并且宣称,
在清代从未有太后垂帘听政之例。叶赫那拉氏反对这份诏书,但拖延了—天
半后仍同意在上面加盖了御玺。
肃顺及其同僚显然认为他们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们宣布,护送先帝灵
柩的皇族送殡队伍于10月26日启程赴京,新帝将于11月11日登基。肃顺
可能已与满族将领胜保取得了秘密谅解,后者已于9月18日来到热河,此行
名义上是来祭奠清帝的。胜保是1860年夏在与捻军交战时奉召协助保卫北
京抗击英法联军的主要将领。他虽然被欧洲人打败,但仍在北京周围拥有重
兵。很可能他在耍两面手法,曾答应要支持八大臣;但时机一到,他就背叛
了他们。
两位皇太后陪同幼帝于11月1日回到北京。恭亲王立刻被召见;两位皇
太后次日又召见恭亲王、桂良、文祥和大学士周祖培,交给他们一份据说是
醇亲王奕訢 (咸丰帝的异母兄弟,并娶了叶赫那拉氏的妹妹)起草的诏旨。
诏书指责八大臣(特别是载垣、端华和肃顺)僭窃帝权,欺骗先帝,并在外
交政策方面提了错误的意见。据说召见正在进行时,应该陪同缓慢行进的灵
车的载垣和端华突然出现,他们高呼“太后不应召见外臣!”但他们被恭亲
王的卫士拘捕。当晚,在离京不远的送殡行列中的肃顺也被醇亲王率领的军
队所捕。11月7日经两位太后指令召开了京畿官员的会议(包括内阁和六部
九寺的高级官员以及翰林和御史等),会上提出应把载垣、端华和肃顺凌迟
处死。次日,降旨谴责他们伪称先帝任命他们为皇太子的咨询大臣,肃顺曾
打算在两宫之间搬弄是非,并且他有一次曾经自己坐上过御座。建议的处分
随即被减轻,载垣和端华被“赐死”,肃顺被斩首——都立即执行。对其他
五位大臣则建议充军流放,但其中大部分人被减罪,只受到革职处分。
11月2日,即两位皇太后回京后的次日,收到了两起要求她们秉政的奏
折。她们立即要原来斟酌八大臣罪行的那个集团来安排皇母的“垂帘听政”。
她们授予恭亲王“议政王”这一显赫称号,使他在政体中有着突出的地位。
这个称号原来是在 1622年由满洲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封给身为八旗领袖而又
是自己的儿子和宗人的,自乾隆(1736—1795年)以来还没有被使用过。①
① 杨联陞: 《中华帝国的几位女统治者》,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3 第50 期 (1960—1961 年)。
② 高劳:《清宫秘史》,载《东方杂志》,卷9 第1 期第3 — 4 页;又见《英国外交部通信档案,中国部分,
卜鲁斯致鲁塞尔的信》,17/354,第203 页。
① 吴秀良:《1693 至1735 年密折制度的演进》,第10—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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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 又授予恭亲王这一特殊荣誉,却不去考虑原来的用法了。此外,恭亲王
又被任命为首席军机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和宗人府宗令。但叶赫那拉氏设
法保持了皇太后对诏书和钦命的最后决定权。她们不但掌握御玺,而且还在
幼帝面前召集所有文武大员听政,也就是行使了摄政权。有关“垂帘听政”
的条例已在11月9日的诏令中作了规定。例如,甚至关于军事的奏折,也必
须先由太后们细读后才交由议政王和其他军机大臣酌办。只有在召见中得到
指示后,大臣才能起草清帝批示。当接受省职的官员按常规上朝见驾时,两
太后与幼帝一起坐朝,她们坐在幼帝宝座之后的八扇黄色薄纱屏风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