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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鲍超与其他两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毕金科和朱洪章就成了曾国藩最器
重的统领。朱洪章自称是一个在下令屠杀数以千计的敌军时难得眨眼的人，
在十三四岁时就放弃了读书的机会，未满二十岁就参加了勇营。②
象鲍超和朱洪章等人虽然善于指挥作战，但容易娇纵他们的官兵。湘军
的军纪不断败坏。每当夺取一个城镇，随之而来的即使不是滥杀，也总是掠
夺。1858年7月当曾国藩服父丧十五个月后复任时，他发现湘军的行为如此
之坏，以致地方的团练也常与他们作战。其弟曾国荃返任得更早，他从湖南
带来的两千名士兵在粗野的、但有作战经验的营级将领带领下，1858年9月
在江西吉安的一次重要战役中赢得了胜利。但在胜利时，他的部队变得那么
难以驾驭，以致它不得不立即被解散而代之以新兵。1858年末三河镇之役遭
惨败后（儒将李续宾和曾国藩另一个弟弟死于此时），湘军又设法进入安徽。
但此时曾国藩所率各营实际上大部分由新入伍的官兵组成，他们被象朱洪章
那样久经沙场的粗野将领所带领。尽管曾国藩宣扬爱民（他在1858年末亲自
写的军歌以此为歌名），湘军原来的良好风纪似乎再也没有恢复过。
在此以前，曾国藩已经写出他的主张，认为理想的军事将领应“不汲汲
于名利”。但到了1856年，他发现大部分湘军军官“皆不免稍肥私橐”。他
①
所能做的就是但求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到了
1859年，曾国藩几乎要把将官划入衙门胥吏和差役这一类儒生认为不得不容
忍的无德之人之列。他这时认为，中国古代的伟大而有德行的将领肯定已被
历史学家理想化了。根据他自己的经验，象罗泽南和李续宾那样非凡的儒将，
“皆邂逅遇之，非求而得之也”。即使他的最优秀的将领，也只有在让他们
看到建议擢升其绿营军阶的奏折时，或者在他们预期掠夺战利品的前景特别
有利时，才肯卖命。他写信给胡林翼表示了他的极端实用主义，当时他认为
②
最好的办法就是学“老僧不见不闻……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也”。这就是以我
佛的智慧来补儒家经世致用之术的不足！
清帝国的政策：向同治时代过渡
从1859至1861年这三年，人们可以看到太平天国的兴起，同时也看到
清朝对欧洲人的政策从敌对转向妥协，这部分是由于在随着幼主登位而产生
的权力斗争中，宫廷决策人有了变动的缘故。
在向同治年间过渡的时期，任用汉人担任省的要职这方面的政策可能没
有发生什么变化。清朝的统治者已经非常信任他们的受过严格教育的士大
夫。据报道，咸丰帝在他深为尊敬的教师杜受田（1787—1852年）的推荐下，
① 罗尔纲：《湘军新志》，第106—107 页 （又第55—64 页所列之表）。
② 朱洪章的回忆录《从戎纪略》，很可能是通过他人笔录写成的。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 第24 页；《家书》，卷5 第39 页。
② 同上，《书札》，卷5 第3、5、17、24、30 页。关于曾国藩的财政措施，见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
卷15 第20—22 页、25—26 页；卷30 第9—10 页。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卷11 第53—54 页；卷
13 第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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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信仰理学的汉族诗人兼政治家祁寯藻（1793—1866年）担任领班军机
①
大臣。 虽然祁寯藻在1855年退隐，但他的许多意气相投的好友在京师仍身
居高位。他在军机处的继承者文庆是一个颇有阅历的满人，此人自1853年以
来一直担任户部尚书，并推荐过胡林翼为湖北省巡抚和骆秉章继续担任湖南
省巡抚。1856年文庆去世以后，清帝愈加听信肃顺（1815？—1861年）之言，
后者是平日陪侍清帝的最能干的宗人。肃顺是清帝另一名宠爱的皇亲端华的
兄弟，他在1854年起开始被任命为御前侍卫和工部侍郎。他在担任包括理藩
院尚书在内的一系列要职后，在 1858年末又任户部尚书。肃顺为人骄横恣
肆，但对汉族文人则颇具爱才好士之风，并且任用了郭嵩焘和王辏г说群稀�
才子当他的幕僚。曾国藩在1860年夏季被授予两江总督之职，就是出于肃顺
的保举。②
肃顺一意孤行，急于想纠正政府中各种臭名远扬的弊端。他与其说是一
个儒家，不如说是一个法家；他的作风严厉。1858年后期，在北京发现了一
起举人考试贿赂案。清帝在肃顺及其同僚的建议下，下诏把一名满族高级主
考官及六名被指控的同犯处以极刑。行刑后的八个月，即在1859年11月，
肃顺对发行钞票的官办银行进行了调查，此举再次震动了北京的官场。纸钞
与声名狼藉的大额劣质咸丰铜钱，是清廷谋求解决其财政危机的无可奈何的
办法之一。肃顺把数十名被控贪污的户部胥吏连同许多经官方批准经营的银
行主关进狱中。他因此以勤奋和意志坚强著称。但当时在北京的郭嵩焘后来
指出，肃顺的行动还算不上彻底的改革。他认为，清政府的主要缺点在于官
场讲究排场以及政府政策的颟顸。他断言某些不法行为是难以避免的，这使
人想起曾国藩议论他的将领的一些话来。他写道：“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
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①
肃顺任理藩院尚书时，已经继承了明清帝国的政策，即凭借天子的威严
作为主要支柱，以确保中国对亚洲腹地各部族首领的控制。因此，要清帝与
欧洲的蛮夷酋长平起平坐，这对他来说是特别难以忍受的。从所有迹象看，
肃顺是要求废除 1858年天津条约中某些条款和鼓励僧格林沁加强大沽湾防
务的那个非正式的王公集团的幕后策划者 （见第五章）。他在处理外交政策
时，与他处理户部的贪污胥吏一样僵硬，这可从1859年7月，即僧格林沁在
大沽炮轰英舰后一个月，他与俄国公使伊格纳捷耶夫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
不但拒绝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而且还拒绝接受瑷珲条约草约，该条约
已在1858年由黑龙江的满洲将军谈妥，并规定割让黑龙江以北的土地。
当1860年8月僧格林沁的部队被第二次英法远征军击溃后，肃顺及其同
僚感到必须接受在北京开辟外国使馆区的要求；但即使在面临灾难之时，他
们对谒见清帝不行叩头礼这一问题仍 不肯让步。于是下令对英法军队进行一
场讨伐性的战争。清帝国军队很快被联军的火力击溃，但肃顺这时与清帝正
在前往热河行宫的途中 （从北京出发，路程一般为六天）。恭亲王与唯一没
有随驾离京的军机大臣文祥则留下与欧洲人谈判。
在热河时，身为内务府大臣和户部尚书的肃顺取得了实权。虽然除了让
恭亲王及其同僚开始履行1860年10月和11月签订的北京条约外别无选择，
①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107 第19 页。
②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9 页）引用了王辏г撕脱Ω３傻募窃亍！�
①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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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切国内外政策的重大决定仍要在热河的宫廷中作出。英军和法军撤离北
京后，他们仍有约六千名留在大沽和天津。经过这场战争，北京的官员就这
样创立了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新秩序，而滞留在长城以外热河的朝廷则怀恨在
心。随着新条约的履行，热河和北京之间的观点分歧不断扩大。
1861年1月，清帝批准新设处理西方关系的总理衙门，并于3月31日
正式成立；两星期后，英法两国大使抵京驻扎。按照条约，虽然镇江上游的
九江和汉口要等太平军被镇压后才得向外国船只开放，但恭亲王为了使欧洲
人在内战时支持清廷，却奉命于186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