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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阳明全书》（又称《王文成公全书》）是由四部分内容组成的，即《语录》、《文录》、《续编》和《附录》，而每个部分又都有各自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
一、《语 录》
《语录》又称《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据《阳明年谱》记载，正德七年（公元一五一二年）十二月，阳明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时门人徐爱亦升南京工部员外郎，与阳明同舟归省。途中阳明给徐爱讲授《大学》宗旨，徐将所闻辑为《传习录》一卷。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年）八月，薛侃得徐爱所遗《传习录》一卷（存十四条）及序二篇（今存一篇），与陆澄各录一卷（其中薛录三十五条，陆录八十条），刻于江西赣州（简称薛本），并用徐爱所用“传习录”命名之。“传习”一词出自《论语学而》篇：“传不习乎？”朱熹《论语集注》曰：“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徐爱使用此词，当采朱子之意。但据陈荣捷先生言，徐爱所录，决不止十四条。可有两证。一则徐爱短跋所举阳明《大学》诸说如道问学与尊德性一题，不在该录之内。二则《续刻传习录》徐爱序后有云：“此徐子曰仁之自序其录者。不幸曰仁亡矣，录亦散失。今之录，虽全非其笔，然其全不可得云。”可知徐爱所录，已经散失若干（《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页八）。由薛侃所刻的《传习录》三卷即今《阳明全书传习录》之上卷。
嘉靖三年（公元一五二四年）十月，南大吉得阳明门人所录阳明论学书之已刻本（一），遂将薛侃所刻《传习录》三卷作为上册，己所得阳明论学书之另刻本续为下册，命其弟逢吉“校续而重刻之”，成《续刻传习录》二册（二）。《阳明全书》卷二十一《答王门庵中丞》谓：“谨以新刻小书二册奉求教正”，即指此也（参见《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页九）。然据钱德洪《传习录》中卷序及钱所编《阳明年谱》嘉靖三年载，南大吉实取阳明论学书八篇（现中卷实录九篇，即《答徐成之》二篇、《答人论学书》（三）、《启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篇、《答欧阳崇一》、《答罗整庵少宰书》、《答聂文蔚》第一书。故钱序恐有误），“复增五卷续刻于越（今浙江绍兴）”。后该“五卷”本又经钱德洪“增录”（即补入《答聂文蔚》第二书）、“去取”（即把《答徐成之》二书移置《外集》），并将《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附录于后，又易论学书为问答语，辑成今全书本《传习录》之中卷（参见钱德洪《传习录》中卷序）。
钱《续刻传习录序》所谓：“洪在吴时（嘉靖十四年），为先师裒刻《文录》。《传习录》所载下卷（即下册），皆先师书也。既以次入《文录》书类矣。乃摘录中问答语，仍书南大吉所录，以补下卷”。即指此事。
另日本阳明学大师佐藤一斋亦曾藏有南本《传习录》二册，系嘉靖二十三年（公元一五四四年）德安府（今湖北安陆）重刊本。但此本上册分为四卷，除薛本三卷外，又增补《答欧阳崇一》一篇、《答聂文蔚》二篇为卷四。下册亦分为四卷，增补了《答柴墟书》二篇，《答何子元书》、《答罗念庵书》、《示弟立志说》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佐藤氏认为：“上册所收讨论之书仍系门弟子旧录，下册四卷则出于元善兄弟，所云续而刻之是也。……则薛刻于虔者四卷，而南刻于越者亦四卷也。其（指《阳明年谱》）曰三卷、曰五卷者谬矣。《年谱》又以《答顾东桥书》系之嘉靖四年乙酉，《答欧阳崇一》书、《答聂文蔚》（第一）书系之五年丙戌，而元善续刻则嘉靖三年甲申矣。续刻之为甲申，正与南序合，乃知三书之在乙酉、丙戌亦并谬矣。”（《传习录栏外书》卷上）
但佐藤氏所据之南本并非南大吉嘉靖三年之原刻本，而是经南本人或他人增补过的改编本。证据有二：
其一，刊于正德十三年的薛本不可能收录《答欧阳崇一》书，因为《答欧阳崇一》书载有“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之岁，着前一病，近又着后一病”句，“辛壬之岁”即指正德十六年至嘉靖元年间。又载有与阳明《启周道通书》内容一样的一段话：“《系》言‘何忠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启周道通书》据陈荣捷先生考证，作为嘉靖三年春以后（《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页二二），而南大吉嘉靖三年十月就把此书收入了《续刻传习录》。故知阳明解释《系辞》“何思何虑”的思想，当形成于嘉靖元年至三年之间，而记载该思想的《答欧阳崇一书》亦必作于此时间无疑。
其二，《答聂文蔚》二书作于嘉靖五年后乃确凿无疑。其中第一书中如“春间远劳迂途枉顾，问证卷卷”等语，即指嘉靖五年聂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钱塘江首次拜见阳明之事（四）（参见《阳明年谱》〔嘉靖五年〕条及《阳明全书》卷六《与陈惟浚》）。后聂豹在《启阳明先生书》中也记录了“丙戌（嘉靖五年）之复迄今，两易寒暑矣”（《聂双江先生文集》卷四）的怀念之语。因阳明当时已重病在身，故在第一书中又有“咳疾署毒，书劄绝懒”等语。而第二书则录有聂豹作于嘉靖七年的《启阳明先生书》中的一些话，如“文蔚曰：‘欲于事亲从兄之间，而求所谓良知之学’”等，又阳明逝世于该年，故知第二书必作于嘉靖七年。由此可见，《答聂文蔚》二书不可能被南本尤其是薛本所收。
正因为佐藤一斋所据并非南大吉嘉靖三年的原刻本，所以在其得出的结论中也就有错断（如《答聂文蔚》第一书，《年谱》之记载并没有错）和论据不足（如《答欧阳崇一》、《答人论学书》（五），《年谱》的记载的确有误，但佐藤氏所据本身却不能成立）之处了。
至于钱德洪所依据的南本以及其所编著的《阳明年谱》之记载，亦有诸多可疑之处。例如：
（一）钱所据南本凡九篇，其中收有成于嘉靖五年后的《答聂文蔚》第一书。可见该南本亦恐非南大吉之原刻本。日本学者今井宇三郎为证明钱所据南本为原刻本，而提出了“一五二四年（嘉靖三年）的原型南本并未完成，要到一五二六年才能完成南本”（斯文载一九四五年合并号《全书本传习录考》）的推测。但至今国内外的阳明学者尚未找到能支持这一推测的证据。
（二）《年谱》载“大吉取先生论学书复增五卷续刻于越。”佐藤一斋谓南本乃四卷，“曰五卷者谬矣”。陈荣捷据日本三轮执斋《标注传习录》所言，又以佐藤氏之说为误。笔者认为，因钱德洪、佐藤一斋、陈荣捷所据之南本皆非南大吉之原刻本，因而所谓五卷、四卷说都未必可靠。阳明本人及南本序言都只说“二册”，而未言卷数，故以存疑为妥。
《续刻传习录》另有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未见）和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衡湘书院重印本。前者分六卷。前三卷为徐爱等所录，与今本《传习录》上卷同。后三卷收录了《答徐成之》二书、《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答罗整庵书》和《答友人论学书》。后者乃嘉靖三十年蔡汝楠校刻本的重印本。全书分七卷。前三卷同于现通行本之上卷。后四卷收有《答徐成之》二篇、《答罗整庵少宰书》、《答人论学书》、《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篇、《示弟立志说》及《训蒙大意》九篇（均成书于嘉靖三年前〔六〕）。卷首除载有南大吉原序外，还载有嘉靖三十年孙应奎序，卷末有蔡汝楠后叙。孙序和蔡叙均谓此录乃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