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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便从农村流入城市并成为社会动荡的源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兴起使从地中海经法国通向北欧的商路中断，过境贸易锐减使法国出现萧条。此时英国正处上升时期，法国的政治家试图仿效英国，希望通过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振兴法国。他们天真地认为，用给英国的工业品优惠政策（进口税减20％）的方式换回法国葡萄酒与白兰地在英国畅销，这样法国就可得到振兴。为此，法英1786年签订了《伊甸条约》。出乎法国人所料，法国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总值大大低于英国工业品的总值。经过短期较量，法国工业经济从法英的交换中所获甚微并为此濒于破产。法国人想取消这个条约以制止民族工业的衰落，但为时已晚。三年过后，1789年法国便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即人们常说的“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出现是当时处于相对弱势的法国对强大的资本主义英国及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经济理论的严肃挑战。拿破仑看出法国政治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6＇，他用暴力摧毁英国工业品在欧洲大陆市场的同时，又用暴力强行把欧洲农民（也有人称之为“农奴”）从封建庄园中解放出来并使之变为自由的小土地农民，以此为虚弱的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造就了可以为法国资本垄断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尽管拿破仑在1815年滑铁卢战场上失败了，但他为身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不可动摇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827年法国工业生产力比1815年增长一倍。此后，法国便由英国资本的外围地区跃入资本中心地区，并成为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与英国相对应的新的一极。如果说是英国开辟资本全球化历史的话，那么，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是法国开辟了资本多极化的历史。随着资本全球化进程向世界铺展，德国、美国、日本等在与新旧霸权（英国、法国及西班牙、葡萄牙等）的强力对抗中，相继挤入世界霸权的行列。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自相残杀后，这些国家开始联合并形成排斥处于外围地区的南方国家发展权利的资本联合中心，以共同主导和垄断世界资源和市场。
多极化的不断兴起与霸权的不断更替，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所谓霸权实质上就是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大国对世界经济及他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和垄断权；而所谓多极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自然经济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以重生存轻发展的自给自足经济向以发展求生存的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封闭的地域性的自然经济通过市场改革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7＇。必须说明的是，与自由支配自身劳动力的工人存在是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一样，现代霸权并不排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相反还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为自己发展的前提，因此现代南方国家的反霸斗争的焦点并不主要表现在生存权方面，它实质上是已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争取其固有的发展权与已在国际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北方国家限制和遏制乃至剥夺南方国家发展权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对此讲得明白，他说：“人们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8＇“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9＇独立权包含着不可侵犯的平等发展权。平等发展权意味着平等地利用有限的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权利，恰恰就在这一关键点上，北方国家才露出其早年海盗（霸道！）的本性。南方国家的持久存在（而不是发展），已成为北方国家缓和内部矛盾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但由南方国家生存权必然产生的发展权则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北方霸权国家的对立物。市场经济已把发展作为现代国家存在的基石，那么，刚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必然会把争取发展权作为其国际斗争的主要目标。资本打破了自然经济下生产与消费的天然平衡，使生产发展的无限性与市场和资源的有限性对立，这种对立最初导致国内经济危机；为缓和危机，资本就必须在更大的范围不断开发市场和资源。当这种开发覆盖至全球范围的时候，资本中心国就会对有限的市场与资源实行联合直接或间接地垄断；当这种垄断受到在多极化进程中新崛起的国家的强力挑战时，资本中心国就会不顾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公认的国际公理，利用它们掌握的巨大政治军事力量对这些国家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实行所谓“遏制”（这种遏制的底线并不是一国的生存权而是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共享的发展权）。一旦这种遏制被新崛起的国家强力打破，其结果，要么是霸权国家向新崛起的国家妥协，认可一种适应于多极化发展而不是少数国家垄断性发展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要么就是在原有的游戏规则中出现霸权更替──就像英国代替西班牙、美国代替英国一样。这是一个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国家不能回避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法改变的历史过程。
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围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但是，自由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是需要枪杆子来捍卫的。一百年前，也就是美国经济开始走向世界贸易的时候，美国学者马汉（AlfredThayerMahan，1840～1914）提出对当代中国仍有特别的意义的海权理论。他说：“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广义上，交通是政治和军事战略中的最重要的因素。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军，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原因就是在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方面，水运比陆运方便得多，运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商业’这个词让人想到海洋，因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财富又具体象征着一国的物质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对不可少一样，海上交通通过被用来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敌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力。”＇10＇“对海洋的控制必须通过竞争获得，或许还需一番武力较量。”＇11＇“商业的打击就是对有关国家的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它的营养，使它忍饥挨饿，切除它的力量之根基、战争之筋腱。虽然有战争这个可悲但不可避免的因素依在，但人们还是热切希望避免受战火袭扰，因为对商业的打击的的确确是能发起的最致命的打击。”＇12＇
在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经验方面，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在反霸中保卫和捍卫自身发展权方面，早期美国人也是我们的先生。
南北战争后，美国国内建立了统一的市场，给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西部土地的开发、自由劳动力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先进科技的应用和欧洲资本的输入，使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一极。从美国内战结束时的1865年到美西战争爆发时的1898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256％，谷物增加222％，精糖增加460％，煤炭增加800％，钢轨增加523％，投入铁路运行的长度增加567％以上，原油从300万桶增加到5500万桶，钢锭铸件由不足2万吨增到900万吨。1890～1938年间，美国钢铁产量和能源消耗均占世界第一＇13＇。
国内市场、国内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所有形态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是市场经济，特别是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国家的内部社会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正是基于这种深层矛盾，1874年、1877年、1886年，美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国内市场不足和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要求当时的美国经济必须向海外发展。在当时寻找海外市场，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美国必须获得更多的海上基地作为贸易和海军的中转站，以保护和扩大美国的海外利益；其二，美国必须解除当时横行于东太平洋的霸权国家即英国、德国及西班牙的海权压力。这两大现实问题使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当时美国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认识到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停留在美国沿岸港口，而应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