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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而无罪，言政乱甚也。汉魏以来著律皆云：“敢盗郊祀宗庙之物，无多少皆死。”为特重故也。○传“下视”至“懈怠”○正义曰：箕子身为三公，下观世俗，故云“下视殷民”。“所用治者”谓卿士已下是治民之官也。以纣暴虐，务称上旨，“皆重赋伤民”。民既伤矣，则以上为雠，《泰誓》所谓“虐我则雠”是也。重敛民财，乃是“聚敛怨雠之道”。既为重敛，而又亟行暴虐。亟，急也。急行暴虐，欲以威民，乃是“自召敌雠”。勤行虐政，是“不懈怠”也。○传“商其”至“於道”○正义曰：“有灾”与“沦丧”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逆言灾虽未至，至则己必受祸；此言“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豫言殷灭之后，言己不事异姓，辞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无所为臣仆，言不能与人为臣仆，必欲以死谏纣。但箕子之谏，值纣怒不甚，故得不死耳。“我教王子出，合於道”，保全身命，终为殷后，使宗庙有主，享祀不绝，是合其道也。○传“刻病”至“无主”○正义曰：“刻”者，伤害之义，故为病也。《吕氏春秋·仲冬纪》云：“纣之母生微子启与仲衍，其时犹尚为妾，改而为妻后生纣。纣之父欲立微子启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纣为后。”於时箕子盖谓请立启而帝乙不听，今追恨其事，我久知子贤，言於帝乙，欲立子为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则宜为殷后。○传“言将”至“一途”○正义曰：不肯遁以求生，“言将与纣俱死”也。或去或留，所执各异，皆归於仁。孔子称“殷有三仁焉”，是“皆归於仁”也。《易·系辞》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是“非一途”也。何晏云：“仁者爱人，三人行异而同称仁者，以其俱在忧乱宁民。”
□《尚书正义》□传 汉·孔安国□疏 唐·孔颖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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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正义》
卷十一 泰誓上第一
卷十一 泰誓上第一
周书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毕，观兵孟津，以卜诸侯伐纣之心。诸侯佥同，乃退以示弱。○芮，如锐反。虞、芮，二国名。佥，七廉反。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与诸侯期而共伐纣。○孟津，地名也。作《泰誓》三篇。渡津乃作。
＇疏＇“惟十”至“三篇”○正义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丧既毕，举兵伐殷，以卜诸侯伐纣之心。虽诸侯佥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纣恶既盈，乃复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师渡孟津，王誓以戒众。史叙其事，作《泰誓》三篇。○传“周自”至“示弱”○正义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惟九年，大统未集。”则文王以九年而卒也。《无逸》称文王“享国五十年”至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称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为十一年也。《诗》云：“虞芮质厥成。”《毛传》称“天下闻虞芮之讼息，归周者四十馀国”，故知“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丧“三年服毕”也。案《周书》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镐，召太子发作文传。”其时犹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即崩，武王服丧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观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观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礼》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则武王少文王十四岁也。《礼记·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计其终年，文王崩时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满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纣。知此十一年者，据文王受命而数之。必继文王年者，为其卒父业故也。纬候之书言受命者，谓有黄龙玄龟白鱼赤雀负图衔书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汉哀平之世，经典无文焉，孔时未有此说。《咸有一德》传云：“所征无敌谓之受天命。”此传云：“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为言，无瑞应也。《史记》亦以断虞芮之讼为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与孔同耳。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故九年文王卒，至此一年服毕。此经武王追陈前事，云：“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者，止为观兵孟津，以卜诸侯伐纣之心，言“于商”，知亦至孟津也。○传“十三年正月”至“伐纣”○正义曰：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经言“十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别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观兵至而即还，略而不言月日，誓则经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历推而知之，据经亦有其验。《汉书·律历志》载旧说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说此伐纣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则壬辰近朔而非朔，是为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则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数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经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称“一月”者，《易·革卦》彖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象曰：“君子以治历明时。”然则改正治历，必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发行，正月四日杀纣，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为周之二月。其初发时犹是殷之十二月，未为周之正月，改正在后，不可追名为“正月”，以其实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顾氏以为“古史质，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与《春秋》正月同”，义或然也。《易纬》称“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号於天下”。郑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称王，已改正。然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岂得殷纣尚在而称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称王，已改正朔，则是功业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勋未集”，欲卒父业也？《礼记大传》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是追为王，何以得为文王身称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谓周正月也，《公羊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其意以正为文王所改。《公羊传》汉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当时之王，非改正之王。晋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称武王对文王云：“西方有九国焉，群王其终抚诸。”呼文王为“王”，是后人追为之辞，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实也。○传“渡津乃作”○正义曰：“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谓“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谓之“孟津”，言师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则中篇独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为三篇耳。上篇未次时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则明日乃作，言“时厥明”。各为首引，故文不同耳。《尚书》遭秦而亡，汉初不知篇数，武帝时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国之从兄也，与安国书云：“时人惟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则汉初惟有二十八篇，无《泰誓》矣。后得伪《泰誓》三篇，诸儒多疑之。马融《书序》曰：“《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及‘火复於上，至於王屋，流为雕，至五，以穀俱来。’举火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曰：‘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语。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